革命武装的建立和群众运动的发展，使帝国主义、地主买办阶级和军阀势力大为恐慌，在南方占有很大政治、经济利益的英、美帝国主义势力和中国买办阶级更感到难以容忍。它们采取外部压迫和内部收买的双重手段进行破坏。这时，国民党内部进一步发生分化，左右派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日益明显，广州刚刚露出的革命曙光又蒙上一层阴影。

面对这种形势，许多共产党员对国民党的复杂情况认识不足，对在国民党内如何工作又缺乏经验，因而在实际工作中出现了一些过于忍让迁就的倾向。为了总结经验，确定以后的工作方针，根据共产国际的建议，中共中央于1924年5月在上海召开执委会扩大会议。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坚持国民党一大宣言中的革命政纲，并以这个政纲作标准来正确对待国民党左右派之间的斗争。会议通过的《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问题议决案》指出：“照现在的状况看来，国民党的左派是孙中山及其一派和我们的同志――我们同志其实是这派的基本队；因此所谓国民党左右派之争，其实是我们和国民党右派之争。所以假使现在我们因为巩固扩大国民党起见而取调和左右派的政策，那就是一种错误。”会议改变了党的三大要求产业工人全部加入国民党的决定，指出“凡在可能的范围内我们不必帮助国民党组织上的渗入产业无产阶级”。会议还就党、团关系问题，党内组织、宣传教育问题，以及在农民、士兵间的工作问题作出决议。这次会议对纠正党的工作中的偏差，巩固和发展国共合作，起了积极的作用。

1924年6月，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张继、谢持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借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设有“党团”一事大做文章，声称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确于本党之生存发展，有重大妨害”，主张“绝对不宜党中有党”[9]。7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经过讨论，发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宣言》，郑重声明：“凡有革命勇决之心及信仰三民主义者，不问其平时属何派别，本党无不推诚延纳，许其加入。”“对于规范党员，不问其平日属何派别，惟以其言论行动能否一依本党之主义政纲及党章为断。”[10]这样就否定了邓泽如等的弹劾案。但右派分子并未就此罢休。8月，张继等又发表所谓《护党宣言》，公开反对反帝反军阀的政治纲领，诬蔑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目的是消灭国民党。

国民党右派的活动使陈独秀等人意识到：“我们不应该没有任何条件和限制地支持国民党，而只支持左派所掌握的某些活动方式，否则，我们就是在帮助我们的敌人，为自己收买反对派。”[11]为了反击国民党右派的进攻，中共中央于7月21日发出党内通告，指出国民党右派攻击和排挤共产党日甚一日，各区委、地委必须进行反击，坚决揭露右派分子不反对帝国主义，却加紧反苏、反共、反工农的反动活动。

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陈独秀、恽代英、瞿秋白、蔡和森等连续发表文章，痛斥国民党右派违背国民党一大政纲、破坏革命队伍内部团结的反动言行。恽代英在《中国青年》第41期发表《国民党中的共产党问题》一文，批驳所谓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组织党团会导致国民党亡党的谬论，理直气壮地指出：“共产党人为了要促国民革命的早期成功而加入国民党，他们自然要有种种计划，用种种机会，影响一切比较进步的国民党员，帮助而且督促国民党员切实的做国民革命的工作。他们为了这些事议决种种议案，这是他们独立的党的活动”；国民党若是决心促进国民革命，“会因为人家利用这种地位来督促自己而感到有亡党之痛吗?”

1924年8月15日至9月1日，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二次全会，讨论“党内共产派问题”。经过激烈争论，通过《关于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关于国民党与世界革命运动之联络问题》两个决议案。会后，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发布的《关于容纳共产分子之训令》指出：“谓本党因有共产党员之加入，而本党主义遂以变更者，匡(原文如此。经考证，‘匡’为‘至’字之误――引者注)谬极戾，无待于辩。即谓本党因有共产党员之加入，而本党团体将分裂者，亦有类于杞忧，证之本党改组以后发展情形，益可以无疑。”[12]冯自由因煽动一伙人反对国共合作而被孙中山开除出党。

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坚决反击下，国民党右派利用“党团”等问题破坏两党合作的企图未能得逞。然而，孙中山经与鲍罗廷商议，决定成立隶属于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国际联络委员会，“其任务之一，是尽力弄清共产党对国民党之态度，以达到相互了解，消除误会之目的”[13]。中共中央对此表示反对，认为中国共产党是独立的组织，共产党员是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国民党只能决定同它有关的问题，而不能决定同共产党有关的问题。由于陈独秀等人的坚决抵制，国际联络委员会未能成立。

由国民党右派挑起的事端刚刚解决，广州又发生了商团武装叛乱事件。广州商团原是广州商会建立的商人自卫组织，后来发展成维护买办阶级利益、镇压工人运动的反动武装，规模达到10个团，约4000余人。广州商会会长、英国汇丰银行广东分行买办陈廉伯和广东佛山大地主陈恭受，伙同其他国民党右派分子，在英帝国主义者支持下，于1924年七八月间积极策划商团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企图推翻广州革命政府。8月初，商团从香港私运大批武器到广州。广州革命政府扣留了这批武器，并下令通缉陈廉伯。商团遂煽动商人罢市，向政府施加压力。中国共产党力主坚决解散商团，以消除广州革命政府的心腹之患。孙中山却指望通过妥协办法使事件平息，结果反动势力的气焰更加嚣张。10月10日，广州市各界举行纪念武昌起义13周年集会，到会的有30多个团体，五六千人。会后举行示威游行时，商团竟向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死伤百余人。商团还强迫商人罢市，要求孙中山下台。盘踞东江的陈炯明为配合商团行动，派兵进攻广州。英国军舰也开到广州白鹅潭，为商团助威。

面对严峻的形势，广州革命政府成立了平定商团叛乱的最高指挥机关――革命委员会，孙中山亲任会长，共产党员谭平山、周恩来、陈延年、杨匏安、阮啸仙、刘尔崧等参加委员会工作。在中国共产党和广大革命群众支持下，孙中山采取断然措施，下令镇压了商团叛乱，给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势力以有力打击，使广东革命局势转危为安。

注:

[1]1926年1月12日，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将军校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

[2]时为特别区。1928年改设省。1956年撤销，所辖地分别划入河北、辽宁两省和内蒙古自治区。

[3]加伦（1889－1938），苏联人，俄文原名В．К．Блюхер（中文译音布留赫尔），加伦是其俄文化名Галин的中译名。1916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1－1922年任远东共和国军事部部长、人民革命军总司令。1924年10月至1927年8月两次来华工作。

[4]孙中山：《在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的演说》(1924年6月16日)，《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17页。

[5]在周恩来之前，黄埔军校有过两任政治部主任，他们是国民党员戴季陶和邵元冲。

[6]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1938年11月6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7页。

[7]《彭湃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1页。

[8]1923年7月，中国共产党发表《第二次对于时局的主张》，首次阐明了“国民会议”的主张，提出以国民会议取代国会，成为民意机关和立法机关，并具有组织政府的权力。

[9]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9辑，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55年版，总第1283页。

[10]《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7月16日。

[11]《陈独秀给维经斯基的信》(1924年7月13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507页。

[12]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16辑，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57年版，总第2774页。

[13]《关于在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的决议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5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