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民党新右派势力逐渐抬头、国共关系日趋复杂的情况下，在如何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内部存在着意见分歧。中共广东区委强调，鉴于国民党内部发生分化，共产党人应该成为国民党左派的核心力量，同国民党新老右派展开积极斗争。但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张国焘等，却按照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关于避免加剧同国民党关系的指示精神，认为应该协调国共两党关系，担心采取坚决斗争的政策，会树敌过多或者吓跑资产阶级而使自己孤立起来，主张“在国民党群众中做广泛解释工作，说明国共结成联盟和统一战线的必要性”[6]。而维经斯基则主张国共应“从联盟转向联合”，即从党内合作转向党外合作。在维经斯基的影响下，陈独秀等人又产生了退出国民党的想法。

为了统一党内认识，明确以后的斗争方针，1925年10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维经斯基出席会议，陈独秀作中央局报告，北京、广东、湖南、河南、山东、湖北等地区的代表分别作工作报告。会议在分析五卅运动以来的形势后认为：“最近中国无产阶级及共产党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尤其是在中部及北部，使国民党中的资产阶级代表发生相当的反动，他们觉着了革命的无产阶级力量，赶紧提出阶级妥协的口号。假使认为这种现象，已经是中国共产党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国民党脱离关系之时，那就是一种很大的错误。然而别一方面，假使我们不注意这种右派的阶级妥协主张的意义，也是一种危险的错误。”因此，党对国民党的政策应当是：“反对右派而与左派结合密切的联盟，竭力赞助左派和右派斗争。”为了同右派进行斗争，会议认为“最重要的一个方法，便是到处扩大巩固我们的党，尤其在国民党势力的所在地”。

这次会议根据广东、湖南等地农民斗争的经验和五卅运动影响下农民运动发展的新形势，第一次在党内提出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会议通过的决议指出：现在所提出的过渡时期的农民要求，如减租、整顿水利、减税、废除陋规、收回盐税管理权、减少盐税、农民的乡村自治、农民协会的组织及农民自卫军等等，可以使农民革命化，可以将农民组织起来，然而如果农民不得着他们最主要的要求――耕地农有，他们还是不能成为革命的拥护者。会后，农民运动在党的领导下得到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