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组以前，国民党的活动范围基本局限在狭小的上层社会，缺乏下层的群众工作。国民党的组织只在广东、上海、四川、山东等少数省、区和海外存在。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在各地积极帮助创建和发展国民党组织，使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得到空前的大发展。到1926年1月，国民党已有正式省党部11个，特别市党部4个，正在筹备的省党部8个，除新疆、云南、贵州等少数省、区外，已在全国大多数省、区建立起党部组织。这些党部大都是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建立起来的，其中许多党部的实际负责人是共产党员。如北京执行部的李大钊、于树德，汉口执行部的林祖涵、李立三、项英，湖北省党部的董必武、陈潭秋，湖南省党部的何叔衡、夏曦，浙江省党部的宣中华、沈定一，四川省党部的吴玉章，直隶省党部的于方舟、李永声，江苏省党部的侯绍裘，陕西省党部的杨明轩、刘含初，热河[1]党部的韩麟符。在上海执行部，毛泽东、恽代英分别主持组织部、宣传部的工作。总之，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各级地方党部的工作中，共产党人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随着国民党各级组织的建立，国民党党员人数迅猛增加，到国民党二大前夕，已达20万之多。据统计，北京执行部所辖华北、东北、西北15个省、区，有党员1．4万余人。江苏省党部改组后，县、市、区党部发展到25个，党员达3500多人。浙江省党部在20多个县建立了组织，党员约有2000人。四川的国民党党务工作在共产党员吴玉章主持下，更是成绩斐然，党员发展到8000多人。

在国民党党员人数增加的同时，党员成分也发生很大变化，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如广东各县党部，农民党员占80％；广州市党部中，工人党员占60％。又如山东省党部的党员，学生占40％，工人占25％，农民占15％，教师占15％，其他占5％。湖北省党部组织部在陈潭秋的主持下，十分注意吸收工农分子参加，到1925年10月，全省国民党员中，工、农和青年学生占75％以上。

改组后的国民党基本上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成为国共联合战线的组织形式。但是，仍有一些地主买办分子、官僚政客和南方军阀留在国民党内，并占有一定的地位。这些人是国民党右派势力的主要基础。

广东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迫切要求建立一支可靠的革命武装力量。早在1921年12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会见孙中山时，就向他建议创办军官学校，以建立革命军的基础。鉴于过去长期依靠旧军队进行革命而屡遭失败的痛苦教训，孙中山在筹划改组国民党的同时，也积极酝酿创办一所军官学校。鲍罗廷到广州后，孙中山向他表示国民党的首要任务是按苏联红军的式样建立一支革命军队。国民党一大正式议决创办陆军军官学校。这所军校因设在广州附近的黄埔岛上，故亦称黄埔军校1926年1月12日，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将军校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2]

1924年5月，黄埔军校开学。孙中山自任军校总理，委任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党代表，先后聘请加伦[3]等苏联军官为军事顾问。6月16日，孙中山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说时指出：“我们今天要开这个学校，是有什么希望呢?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4]

苏联政府对黄埔军校给予大力支持，除资助200万元作为开办费外，还运来8000支步枪和200万发子弹等军需物资，并派遣了一批有丰富经验的军事教官。

黄埔军校是一所国共合作的学校。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黄埔军校的工作，从各地选派大批党、团员和革命青年到军校学习。在第一期学生中有蒋先云、陈赓、左权、许继慎、徐象谦（徐向前）等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五六十人，约占学生总数的十分之一。在教职员中也有不少共产党员，如金佛庄、茅延桢、严凤仪、徐成章等。黄埔军校的最大特点是把政治教育提到和军事训练同等重要的地位，注重培养学生的爱国思想和革命精神，这是它同一切旧式军校根本不同的地方。1924年11月，刚从欧洲归国不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的周恩来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5]，开始建立政治部的正常工作秩序和工作制度，并加强对军校学生的政治教育，指导校军教导团的政治工作和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活动，对军校的政治工作和政治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共产党人恽代英、萧楚女、熊雄、聂荣臻等后来也到军校担任政治教官和各级领导工作。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制度，以后逐步推广到广州革命政府统辖的其他军队中。

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从事军事活动是从黄埔军校开始的，并由此“开始懂得军事的重要”[6]。周恩来和中共广东区委在取得孙中山同意之后，从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中抽调部分党、团员作为骨干，改组大元帅大本营的铁甲车队，由共产党员廖乾五任党代表、政治部主任。这支实际上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从成立到组建成叶挺独立团，为支持工农运动、保卫广东革命根据地，进行了英勇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