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合作的实现，促进了工人、农民、学生、妇女等革命群众运动的开展。

在工人运动方面，中共广东区委通过国民党中央工人部中的共产党员，积极领导广东地区的工人斗争。1924年5月，广州召开工人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160多人，代表着70个工会和10多万名工人。会议决定成立工人代表会议执行委员会。这次会议促进了广东工人运动的发展。7月，广州沙面数千名工人举行政治大罢工，抗议英、法帝国主义者限制中国居民自由出入沙面租界的“新警律”。8月，广东工团军成立，共产党员施卜任团长。沙面罢工持续一个多月，取得胜利。这次罢工不仅轰动广州和香港，而且影响及于其他省、区，打破了二七惨案以来工人运动的消沉状态。此后，各地工人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渐得到复兴。

与此同时，农民运动逐步开展起来。在以共产党员为主的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和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的推动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24年3月初步确定农民运动计划，决定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7月，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颁布了《农民协会章程》。中共广东区委通过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和广州革命政府，派遣特派员到广东省各县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点起农民运动的火焰。各县纷纷建立农民协会，组织农民自卫军，向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进行斗争。

为了培养农运骨干，经彭湃等提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在广州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从1924年7月起，广州农讲所在共产党人彭湃、罗绮园、阮啸仙、谭植棠、毛泽东相继主持下，连续举办六届，为广东、广西、湖南、河南、山东、直隶、湖北、四川、陕西、江西等20个省、区培训700多名农运骨干，有力地促进了全国农民运动的开展。1924年12月，彭湃在给中共广东区委农民运动委员会的报告中指出：这些农运骨干“工作得很好，没有辜负我们对他们的培养和训练”[7]。

中共中央重视学生运动的开展。在党、团组织的共同指导下，全国许多省、市都有学生联合会在活动。1924年下半年，以上海为中心，湖南、湖北、河南、四川、江西、广东、浙江、直隶、山东、山西等地掀起第二次非基督教运动高潮，有力揭露和打击了帝国主义利用教会从事文化侵略的阴谋。各地学联还带领青年学生积极参加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和国民会议运动，努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

此外，妇女运动也得到发展。在共产党人的推动下，国民党中央及省、区、县各级党部都设有独立的妇女部，一批女共产党员成为妇女运动的开拓者。在上海，向警予、杨之华、王一知等积极开展妇女工作。由向警予任主编的《妇女周报》，主张妇女解放，提倡男女平等，成为发动妇女的重要舆论阵地。在北京，妇女部秘书缪伯英注重妇女劳工运动与平民教育。在天津，邓颖超、刘清扬等以女星社为中心，设立补习学校，开展对女工的组织与宣传工作。广东、湖北、江苏、湖南、直隶等地的妇女运动，也都呈方兴未艾之势。

这时，北方的局势因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开始出现有利于革命的新变化。早在1924年春，苏联政府驻华全权代表加拉罕就开始有步骤地做直系将领冯玉祥的工作。10月，受革命影响的冯玉祥联络胡景翼、孙岳，乘第二次直奉战争之机，班师回京，发动政变，推翻直系军阀首领曹锟、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随后，冯玉祥等发表反对军阀割据、要求和平统一等倾向革命的政治主张，并将所部改称中华民国国民军，冯玉祥为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为副司令兼第二军军长，孙岳为副司令兼第三军军长。全军共15万余人，分驻直隶、河南、陕西等省。但迫于形势，冯玉祥又同反直系的张作霖、段祺瑞妥协，组成了以段祺瑞为临时执政的北京政府。

由于冯玉祥的国民军倾向革命，在国民军驻防地区，国共两党的组织和工农群众运动得到较快的发展，对南方革命运动起了配合作用。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电邀孙中山赴北京共商国是。段祺瑞、张作霖也不得不发出表示欢迎的电文。11月，孙中山接受邀请，离粤赴沪，绕道日本北上。行前他发表宣言，提出对外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对内扫除军阀两大目标，主张召开国民会议，争取国家的和平统一。12月初，孙中山由日本抵达天津，同月底到北京。这时他已身患重病，但仍坚持与段祺瑞作斗争，主张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是。

为了把革命影响扩大到全国，中共中央接受加拉罕、鲍罗廷及广东区委的意见，支持孙中山北上，并于11月19日发表对于时局的主张，指出解决政治问题的方法，乃是中国共产党上一年提出、现在国民党也号召的召开国民会议[8]。1924年冬至1925年春，在国共两党共同推动下，全国各阶层人民和工会、农会、学生会、商会、妇女会等群众团体，纷纷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强烈呼吁由国民决定国家大事，召集国民会议制定宪法，铲除封建势力，建立民主共和政体，反对段祺瑞政府召开的善后会议。国民会议运动与1925年夏兴起的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蓬勃发展，预示着一场革命风暴即将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