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回答党所面临的许多新问题，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代表20人，代表党员994人。维经斯基参加了大会。陈独秀代表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工作报告。

这次大会对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探讨，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大会指出：中国民主革命是“十月革命后，广大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它既“是一个资产阶级性的德谟克拉西革命”，又“含有社会革命的种子”。因此，对于这场革命，无产阶级“不是附属资产阶级而参加，乃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而参加”。民主革命“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关于工农联盟问题，大会强调，中国革命需要“工人农民及城市中小资产阶级普遍的参加”，其中农民是“重要成分”，“天然是工人阶级之同盟者”，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如果不发动农民起来斗争，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和中国革命的成功是不可能取得的。此外，大会还提出在“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同时，既要“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又要“反对封建的经济关系”，表明党对反封建的内涵有了进一步认识。

大会总结一年来国共合作的经验教训后指出：无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既要反对“左”的倾向，也要反对右的倾向，而右的倾向是党内主要危险。共产党要做到：在国民党内和党外坚持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在思想上、组织上和民众宣传上扩大左派，争取中派，反对右派；既帮助国民党在实际运动和组织上发展，又加紧同国民党内的妥协倾向作斗争。

但是，四大对如何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特别是如何正确处理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过程中遇到的复杂问题，并没有作出明确的、具体的回答。四大对民族资产阶级也缺乏正确的分析，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未形成独立的阶级，“现在还在由买办官僚的资产阶级到民族的工业资产阶级之过程中，所以还不能参加民族革命运动”。这就把民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弄得模糊不清。这时，刚从苏联回国的彭述之参加了大会文件的起草工作。会前，他在《新青年》季刊第四期发表《谁是中国国民革命之领导者?》一文，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天然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在国民革命运动的战线上，中国的资产阶级不惟不敢出来作领导、打先锋，它必然还要流到反革命一方面去”。彭述之虽然肯定了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作用，但却无视资产阶级正在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严重事实。这种观点对大会产生了消极影响。

党的四大修改了党章，选举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彭述之、谭平山、李维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邓培、王荷波、罗章龙、张太雷、朱锦棠为候补委员，组成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彭述之、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组成中央局。中央局决定：陈独秀任中央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主任，张国焘任中央工农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传部委员。其他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分工是：李大钊驻北京，谭平山驻广东，项英驻汉口，李维汉驻长沙，邓培驻唐山，朱锦棠驻安源，罗章龙、王荷波负责铁路总工会工作，张太雷负责青年团中央工作。向警予后来补为中央局委员，负责妇女部工作。

1925年1月26日至30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决定动员全体团员贯彻党的四大决议，积极开展青年工人运动、青年农民运动和青年学生运动，并决定把社会主义青年团改称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张太雷当选为团中央总书记。

党的四大结束不久，孙中山于3月12日在北京逝世。临终之际，他在《遗嘱》中明确指出，为了完成国民革命，“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在《致苏俄遗书》中，他表示希望中苏“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孙中山的逝世，在全国人民中引起巨大的悲痛。共产党人发表许多论述孙中山革命思想和革命事业的文章，对这位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和中国共产党的诚挚朋友表示深切的悼念和敬意。国共两党组织民众进行哀悼活动，广泛宣传孙中山的遗嘱和革命精神，一时在各界民众中形成大规模的革命宣传运动。

党的四大以后，以工农为主体的革命群众运动进一步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到1925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的工会已有160多个，拥有有组织的工人约54万人。在广东，已有20余县成立农民协会，会员达20多万人，并建立了全省农民协会。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推动和影响下，各地学生联合会也十分活跃，会员有数百万人。这些有组织的群众已经不同程度地具有反帝反封建的觉悟，从而为即将来临的大革命高潮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