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突然去世时，母亲还在河南叶县的水产部“五七”干校劳动改 造。当她匆忙从干校赶回北京时，父亲早已气绝身亡。年近花甲的母亲， 悲痛欲绝。无论我们怎么劝慰，母亲总是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她成天沉 浸于和父亲相处的日子，父亲的身影似乎总是浮现在她的眼前。白天，她 坐在父亲常坐的椅子上，晚上，她睡在父亲临终前睡的床上。母亲虽然是 一位南征北战、久经沙场的老红军战士，平时，我几乎没有看见她流过眼泪。可是，父亲去世后，她的眼眶里常常会挂着泪花。

看见母亲的身体日益消瘦，我们兄弟姐妹个个心痛如刀割。为了使 母亲能吃点饭，我骑着自行车到处寻找母亲平日爱吃的素什锦。这种食 品在今天到处都有，可是在“文革”物质匮乏的期间，并不是一种容易 买到的食品。我到西单的“六必居”、“王致和”等老字号店寻找，但 都没有找到，最后终于在一家不知名的豆制品食品商店找到了母亲爱吃 的素什锦以及其它几种酱菜。

但是，过分悲痛的母亲，面对她平时最爱吃的食品，也是食之无 味。我也曾到北海公园南门的仿膳斋买过她最爱吃的炸糕、驴打滚之类 的北京小吃，母亲除了尝尝外，也没有能多吃几口。看到母亲如此伤心 欲绝，我也偷偷流泪。

我们兄弟姐妹以及母亲的亲朋好友都劝母亲离开北京到外地走走， 散散心。但是，无论大家怎么相劝，她都不愿离开父亲曾经住过的这个 家。她总是默默地守望我父亲的遗像，静静地度过每一天。

直到父亲去世一年多之后的1973年9月，她才同意到江西、湖南等 他^1共同战斗过的地方重寻当年共同走过的足迹。

因为我姐姐和弟弟、妹妹在工作岗位上都很忙，难以请假陪同母亲 重访旧地，只有我在中国科技大学工作，在时间安排上比较机动一些， 再加之中国科大党委书记刘达同志在延安中央党校与我母亲是同学，他 对于我母亲当时的处境给予很大的同情和关心，所以请假比较容易。我 把请假报告交给他，很快就得到了批准。

在陪母亲离开北京前，我们先到曾山夫人邓六金家拜访。我父亲和 曾山伯伯是生死之交，自然，我们两家人就像亲密无间的一家人一样。

那天晚上，正好碰到曾庆红在家。他称我母亲为“彭妈妈”，还兴 高采烈地讲起1949年我父母怎样派人到他老家把他接到南昌我父亲住的 豫章路3号，我母亲如何教他开水龙头，并且帮助他涉澡。那时的庆红 只有十岁。那天晚上，庆红讲了不少我父母如何关照他的事情，还讲到 他要调到上海石油局去工作。三十多岁的庆红正是风华正茂的时候，讲 起话来中气十足，并且常发出朗朗笑声。他的这一番话，荽时驱散了笼 罩在我母亲身上的愁云’我母亲的脸上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庆红在我 母亲面前毕竟是晚辈，而对我也是“大哥大哥”地叫着。即使他后来地 位变了，成了中共中央常委和国家副主席，但他仍旧同以前一样热情地对待我们。他在任期间，也曾抽空到家里看望过我母亲。

我母亲同邓六金妈妈也交谈得兴致盎然。那种战友情远远胜过了一 般的亲情。她们俩在中央苏区瑞金就认识，并且一起走了一段长征路。

我们准备第一站先到杭州看看。但我母亲与当时的中共浙江省委书 记谭启龙同志不太熟悉，于是想请邓妈妈给谭启龙同志打个招呼。邓妈 妈立即答应了，并且当着我们的面给谭启龙同志打通了电话。谭启龙同 志在电话中热情地表示欢迎我母亲到杭州去看看。

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发生后，国内局势出现了新的转机，一 些老同志纷纷出山，重新复出工作。谭启龙同志就是在这种形势下重新 安排工作的。对于这种形势变化，我们都感到欣喜。

1973年9月，我陪母亲到南方旧地重访时，几个省的领导大多是老 同志出来主政了，这就方便了母亲重访途中的沿途接待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