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骑石彭家住到1936年冬天时，身体比以前好了些。于是同我母 亲及我外公、外婆暗地商贵准备离开碕石彭家，去寻找红军和党中央。

1936年冬，父亲从报纸上获悉，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

时局发生了有利我党的变化。他大体估计红军北上的落脚地在陕甘一 带。不久，大约是1937年1月，母亲同村的一个名叫周礼的红军干部从延 安给他家里来了信，说红军已到达陝北。我父母亲知道这个消息后无比 高兴。这高兴的劲头，犹如孤儿找到了失散的亲生父母。

父亲决心离开碕石彭家去找红军。他几乎一天都不想停留了。他像一 只离群的孤雁，去奋力寻找那远去的雁群。母亲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但由 于两个原因，使得母亲不能与他马上成行：一方面没有路费，另一方面母 亲刚生二女儿宜生不久，难以行动。因此，只好让他先走一步了。

为了让我父亲去找红军，大與母邓竹凤千方百计地去筹借路费。最 后，总算凑了七八十元钱。1937年2月，父亲离开了骑石彭家。

父亲为了找到党的关系，拟从广州到上海再北上找红军、找党中 央。到了广州，他见到了我小與母覃桥仙及侄女彭广媛。他看到她们处 境极为困难，几乎无法生活，因为1936年蒋介石打败了广东省军闽陈济 棠的部队后，我大與彭瑛就失业了。当时，大與不在广州，父亲只得先 把小與母和广媛送回湖南老家去。

父亲回到骑石彭家后，再一次托付我大與母邓竹凤设法筹借了一些 路费。到了同年4月，他第二次离开了崎石彭家，去找红军和党中央。

为了安全起见，他再次经过广州，大约于4月中旬搭船到了上海。

父亲在上海住了十一二天，一直在千方百计寻找到党的关系。但他 在偌大的上海举目无亲，每天只好跑书摊。后来，从一些进步的杂志书 刊中，他看到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书，知道艾思奇是讲马列主义 哲学的。他觉得找到艾思奇就能通过他找到党的关系。于是，父亲按照 出版《大众哲学》的出版社去找艾思奇，喜出望外，竟然找到了。父亲 非常高兴，但又不敢暴露自己的身份，只好说自己是要求进步的青年， 请求他能给以指教和帮助。艾思奇对他表示同情，但经济上无能为力。 于是，父亲只好告辞。

那时，我父亲带的路费已将用完。不久，他由上海到了南京。通过 我大舅彭瑛的关系，找到了在国民党中央军校学习的李奇中（李奇中是 黄埔第一期学生，原为共产党员，后来脱了党。全国解放后，李奇中曾 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李奇中向我父亲表示无法给父亲什么帮助。父 亲本来想向他借点路费，这时也不便启齿了。但是，在我父亲离开南京 前一两天，李奇中给他介绍了一个从西安救国会来南京的老先生李木 庵。后来知道，这位老先生已是共产党员。我父亲从李木庵那里得到周 恩来、叶剑英同志在西安红军办事处工作的消息后，心里髙兴极了。李 老先生介绍我父亲到西安救国会，并热情诚恳地说：

“你找到西安救国会的谢华，他可以把你送到恩来同志那里去。”

(谢华在全国解放后任过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部长）这是李木庵先生对 父亲的最大帮助，也是李奇中先生对父亲的间接帮助。

父亲正要去西安时，适逢中央军校应届毕业生要到河南洛阳去演习，父亲得到李奇中的帮助，搭他们的车到洛阳。到了洛阳后，我父亲 即转车到西安。

父亲在南京时，还找到了一个同乡，向他借了些路费。这个同乡名叫 陈剑修，当时在中央大学任教务长。父亲是从东方杂志上得知他在那里任 教的。陈剑修原来是北京大学蔡元培的学生，大革命时期，我父亲同他见 过面。当时，他对我父亲表示友好。他的弟弟在大革命时期也是我党的党 员，后来思想消极，并很快就去世了。我父亲估计陈剑修不会害他，于是 到中央大学找到了陈剑修，并在会客室见了面。他对我父亲说：

“现在，国共重新合作的消息传得很广，尽管如此，你在南京不宜 久留，绝不可谈论政治问题。”

他对我父亲表示钦佩和同情。过了两三天，他送给我父亲一些路费， 还告诉父亲可以去找在小学读书时一个名叫郭侠东的校长，和一个名叫沈 影的教员。我父亲找到了他们。这两个人从我父亲读小学时一直到我父亲 参加革命后，都对我父亲表示了很大的好感。当时他们都在南京国民党那 里工作，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一般职员，没能给我父亲什么帮助。

全国解放后，陈剑修参加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曾任中南军政 委员会教育部副部长，“文革”期间逝世。

父亲带着李木庵老先生的一张介绍字条，到西安后立即就到西安救 国会找谢华。谢华送我父亲到了西安我军办事处。在我军办事处，父亲 在十分欢庆和异常振奋的心情中，见到了盼望已久的周恩来同志和叶剑 英同志。周恩来同志见了我父亲后，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

“我们想不到你还能活下来。这太好了。你先在西安治病，然后再 到延安去。”

“我太高兴了，终于找到你们了。”父亲激动得热泪盈眶。

“彭儒同志呢？”恩来同志急切地问道，“她怎么没有来？”

“她还在湖南宜章县老家。”我父亲答道：“没有路费，一时来不了。”

“这好说嘛，我们给她寄点路费去。”周恩来同志十分关切地说，

“要她快到陕北来。”

然后，周恩来同志把我父亲送到著名爱国人士宣侠父同志家里休 息。父亲到西安后，肺病发作，因此只好在西安治病休养了一个月。

大约在1937年6月间，父亲由西安到了一心向往的延安，并且很快 见到了日夜想念的毛泽东同志。我父亲向他汇报了自己怎么到白区去治 病，又是怎样来到延安的。并要求马上分配工作。毛泽东同志给了我父 亲莫大的安慰和鼓励：

“正人同志呀，我们也非常挂念你哟，你能活着回来，我们就很髙 兴。你们这些留在苏区的同志能冲破艰险，战胜敌人，来到延安，真是 不幸中的万幸了。许许多多优秀的同志都牺牲了，但是红军是不可战胜 的。它的党员，它的干部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你看，你们不是又回 到这里来了吗？好好休息，等身体好些以后安排工作也不迟嘛。”

见到了主席，回到了主席身边，父亲心情非常振奋，非常激动。听 了主席的一席话，他只好继续休息一段时间再考虑工作的问题。

父亲给母亲寄去了周恩来同志给我母亲的路费100多元，同时还给 我母亲写了封信，告诉她怎么来延安。

我大舅彭瑛送我母亲去西安。

当我母亲离开老家，准备重返革命队伍时，一方面，心情很激动， 因为很快就要回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身边了，又要和我父亲相聚了，但 另一方面，又要再一次离开家里的亲人了，她的第二个女儿宜生还小，离开他们，她心里确实有些难过。 在她即将踏上征途时，宜生“哇 哇”地叫唤着：

“妈妈呀，妈妈！”

听到孩子的呼唤，她难过地 流下了眼泪。

“好孩子，不久后妈妈就会 回来。”

可事实上，母亲一直到1949 年南下回到江西南昌时，才把宜 生从乡下接回来。那时，宜生已 经13岁了。

大舅彭瑛陪我母亲离开了宜 章，先到郴州，然后到了长沙。 他们坐船渡过洞庭湖，从船上下 来后，坐了汽车又坐火车，然后 到了西安齐轩庄我军办事处。到 办事处后，母亲首先见到了叶剑 英的夫人危拱之同志。她送了我 母亲一床棉被。然后又见到了周 恩来和叶剑英同志。母亲髙兴极 了，兴奋的泪水情不自禁地流了 出来。周恩来同志安慰母亲说： “彭儒同志，回来就好，你们两年来吃了不少苦啊。先休息几天，然后，再派人送你们到延安 去。”

周恩来同志兄长般的安慰，使我母亲感到十分温暖。

他们兄妹俩和我父亲一样，也到了宣侠父家里住。当时，陈赓也住 在那里。陈赓是个很幽默、很活泼的人。他很爱跟同志们开玩笑。跟他 在一起，使人感到很开心，很欢乐。

大舆彭瑛在宣侠父家里同陈赓、宣侠父一起照了一张相以作留念。 这张相片直至我们在编《陈正人彭儒画传》时，才在陈庚子女家里找 到。陈庚当年在相片的背面写了一行字：“这是彭儒的哥哥”。

我母亲在西安住了四五天。我大舅为了找工作，回南京找李奇中。 以后，我母亲再也没有见过他。但他对我母亲的关心和照顾，特别是在 危难时刻对我母亲的呵护，是我母亲永远不会忘记。有这样一个好哥 哥，也算是我母亲一生的福分。

在西安住了几天后，我母亲和彭真夫人的姑姑张秀岩及彭雪枫三个 人一起，坐着一辆普通的汽车去延安。

在西北的黄土高原走了几天，他们终于来到了日夜向往的延安。看到了延安，就像是一艘在大海中迷航的轮船看见了光芒四射的灯塔一 样，令人兴奋不已。

父亲在接待处等我母亲，他说：

“我们还担心你不能来呢！”

“谁说我们不能来，条条道路通延安。”

在延安，父亲一个人住一个窑洞，他领我母亲回到了家里。经过多 少曲折，经过多少艰难困苦，他们终于#找到了党中央，找到了红军，而 这对患难夫妻又团圆了。一股幸福的暖流流遍了母亲全身。

第二天早晨，当灿烂的朝阳撒满延安的山山水水时，母亲对延安的 一切都感到格外亲切。矗立在髙山之巅的宝塔，是那样的威武，那样的 壮观，它犹如中国共产党，犹如红军，在千难万险中岿然不动。延安城 外的延河水，是那样的清澈，那样的清凉，它像一面镜子倒映着巍巍宝 塔的身影。

啊，庄严美丽的延安，你聚集着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在这里指点 江山，众志成城，万众一心，去砸碎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

那时，母亲的心情是多么的欢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