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被保释后，回到广州她哥哥、嫂嫂的家。在广州太平沙70号这 个家里住了大约两个月左右。

在广州这段时间里，我母亲同她哥哥、嫂嫂和侄女一起生活，虽然 感到很大的温暖和慰藉，但我母亲心里却日日夜夜地牵挂着她的伴侣和 战友陈正人同志。母亲被俘与父亲失散以后，一直不知他的下落。他究竟在哪里呢？我母亲魂牵梦绕地挂念着他。

后来，直到父亲从香港回到广州与我母亲重逢后，才知道他这段时 间的遭遇和经历。

我父亲这段经历是曲折复杂而富有传奇色彩的。

在江西孔田、鹤岗之间的山地激战后，据张凯同志（新中国成立后 任卫生部副部长）说，他所带的部队保存的人数不多了。在此情况下， 张凯认为我父亲身体有病，不能继续跟部队行动了，便要我父亲离开部 队，争取通过当地群众帮助，潜伏在白区找地方疗养。

从此，父亲就离开了部队，住在一个山棚里。以后，又通过张凯介绍 陈一新（王明的弟弟）和我父亲同住，因为陈一新也是要到白区去的。

父亲和陈一新在山棚里住的时候，遇到广东兴宁特委书记罗屏汉同 志。在兴宁特委的帮助下，共同商量、研究潜赴白区的办法。经过几天 了解情况，研究之后，做了一些准备，确定首先争取先到广东梅县。

于是，他们雇请了熟悉到梅县路途的一个做“老挑脚”的中年农民。 他们买了一担茶叶，我父亲化装为小老板（因为我父亲会讲客家话），陈 一新化装为伙计。他们从住地出发，通过安远，于一天中午，顺利地通过 了游击区和白区的交界线，到达了白区境内。沿途他们不敢停留，大约是 第二天晚上，到达了梅县。他们到达梅县前，还搭了一段汽车。

到达梅县第二天，他们立即搭公共汽车去汕头，在黄昏的时候，便 到了汕头。在汕头仅仅停留了一晚上，即搭船到了香港。

到了香港，父亲和陈一新同住一个旅馆。这个旅馆叫做“泰来旅 馆”。在这家旅馆大约住了五天，他们商量应有一个人去上海找鲁迅先 生，通过他找党的关系。经两人商量决定，由陈一新先赴上海找党的关 系。因为他从上海到瑞金已经往返过几次，路途比较熟悉。他们相约，如果陈一新到了上海找到党的关系，就来信告诉我父亲。但是，陈一新 走后，一直杳无音信。

陈一新离港后一两天，我父亲就进了香港东华医院治疗肺病。在医 院治疗的同时，我父亲就考虑着今后再到哪里去治病的问题。香港生活 费高，又毫无社会关系，不能久住。当时，他反复考虑的结果是，先从 广州我母亲的大哥彭瑛那里打听出我母亲的消息再说。

1932年，我母亲在福建汀州担任汀州市委代理书记并兼任组织部部 长时，曾从那里的邮局给家里通过信。这是当时中央苏区唯一可以和白- 区通邮的地方。我的外公回信告诉我母亲，她大哥彭瑛在广州国民党省 党部宣传部任干事。当时，我父亲正在福建汀州福音医院治病，我外公 的来信，他也看到过。因此，他知道彭瑛在广州的住处。

但彭瑛是怎样一个人，他心中无数，因而不敢冒然行动。于是，父 亲选了一个附近有书信收取箱的旅馆作通信处，化名王真给我大翼彭瑛 去了一封信。至于大舅能否回信，他那时是感到茫然的。

当我母亲和大舅彭瑛接到了我父亲的来信。虽然署名王真，但我母 亲一看字体就能辨别是陈正人写的信。我母亲高兴极了，陈正人终于有 了下落。

我母亲要她大哥马上给陈正人回信。大舅在信中亲切地关心我父亲 的身体，表示欢迎他到广州来治病休养，并告诉了家中的详细住址。我 母亲在信旁也签了名。后来，我父亲告诉我母亲，出乎他的意料，信发 出两天后，他到旅馆去査看时，竟然有了一封给王真的回信。他趁着旅 馆收信柜前没有什么人时，取走了这封回信。他又惊又喜地回到了医 院。他看到我母亲在信中的亲笔签名，心里很放心，相信彭儒绝对不会 出卖他。

在国共两党内战时期，阶级斗争极为复杂激烈的情况下，人与人的 关系都十分谨慎和窖觉。父亲得到回信后，曾想了又想：彭瑛究竟是怎 样一个人呢？如果到彭瑛那里去是否会遭到暗害？彭儒被俘后的情况究 竟如何？这些，他是毫无把握的。但是，他相信我母亲不至于和彭瑛一 起去害他。于是，他在接到回信后的第二天在未告诉我母亲和大舅行期 的情况下，便从香港搭车到了广州。下车后，他雇了一辆出租小汽车， 对司机说：

“我到太平沙70号，能找到人，我就出来给你付钱，找不到人，我 马上出来坐你的车就走。汽车不要焰.火，等我一会儿再说。”

父亲做好了应变的准备。

父亲出其不意地到了太平沙70号我大翼的家。这时正是下午五六点 钟，大舅也下班回家了。我母亲和她哥哥、嫂嫂一起见了我父亲。我父 母亲分离一段时间后，终于重逢了，内心的激动难以言表。

但是，父亲仍保持着高度的警觉。他向我母亲和大舆询问了一些问 题，其中就问了我母亲被俘后是如何被营救出来的，大翼一一答复了他。

于是，父亲把出租车打发走了，决定留在广州住一个时期再看。

为了安全起见，我母亲和大翼商量，认为我父亲暂不住在大舅家为 好。就在那天吃完晚饭后，大翼便把他带到广州市沙河一个湖南老乡谭 养元家里去了。谭家住在义庄的棚屋内，是一个靠养猪、种菜、卖菜为 生的劳动人家。他在谭家住了一个多月。这大约是1935年5月下旬的时 候。为了报答谭养元老先生的恩情，解放后，父亲每年都会给他写信问 候并给他寄养老费，直到他逝世为止。

到了广州，为了隐蔽，父亲化名为胡思义。

后来，大與要我父亲回到广州太平沙70号住。可是，大舆家里只有一间房子，那时正值夏天，城里的空气也不好，患肺病的父亲在家 里住了很短的时间又吐血了。为了照顾我父亲治病，同时也为了减轻 城市生活高昂的成本，大舆通过亲戚关系，在离广州市大约80里靠海 边的一个乡村一潭山（今广州番禺区）租了一间房子，全家人一起 迁到乡下去了。

潭山是一个气候宜人、风景如画的村庄。它依山傍海，附近还有一 片松林，确实是一个疗养的好去处。父亲在这个地方住了半年多，身体 好了些。这段时间，大约是1935年7月底到1936年2月初。

母亲说：“记得1935年大约10月间，我母亲来到广东潭山乡下来看 望我们。那时，我哥哥深感生活负担很重，又怕失业，于是就和母亲商 量，可否同我一起回到家乡去。我父亲同家乡的叔伯商量后，认为我可 以先回到家乡去，不会出什么问题。这样，我于1935年11月就回到了阔 别8年的家乡——湖南省宜章县碕石彭家。我到了家乡后，便同父母亲 和一些近亲叔伯们为陈正人到我们家做好策划和安排。”

1936年2月初，我父亲以在广州同我母亲结婚的新郎的名义，到了 我母亲的家。

为了掩人耳目，便于隐蔽，父亲被当地聘为私塾教师。他在那里一 面休养，一面教几个学生(如彭道鑫、彭石松、彭康强等）以作掩护。 他在这段时间里教的学生后来都很有出息。全国解放后，他们有的成了 大学的教授，如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彭康强；还有的成了高级工程师，如 国家化工部的彭石松。父亲不仅教他们学文化、学知识，同时还给他们 灌输革命道理，成为这些学生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

父亲在碕石彭家任教时，不仅同青年人交朋友(如与彭澄结拜为盟 兄弟)，还同中老年人交朋友。他通过这些人做调査研究，了解民倩，了解社会动向。他特别喜欢看报纸，以便掌握当时的局势，了解工农红 军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去向。

母亲记得在这段时间里，父亲还写了不少诗，用以抒发革命袞情和 对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怀念。我母亲记得有这样几首诗：

南天漫道逞腥风，

北斗高悬照太空，

壮志凌云终有日，

鱼花时节定重逢。

工农红军撤离中央苏区后，国民党反动派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根 据地的群众。当时，白色恐怖笼罩南方各省。“南天漫道逞腥风” 一句， 表达了父亲对当时国民党反动派血腥镇压革命志士和人民群众的义愤。虽 然当时形势恶化，斗争残酷，但是，他仍抱着革命的坚定信念和必胜的信 心。因为他深信，中国革命只要有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就一 定会克服艰难险阻，变失败为胜利。在那艰难困苦的日子里，他们就像孩 子想念亲娘一样，日夜想念着党中央、毛主席，想念着红军。“北斗高悬 照太空” 一句正反映了他们对革命的坚定信念和对党中央、毛主席的深厚 感情。当时，革命一度遭到挫折，但他们深信，他们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 伟大理想，终有一天会实现的。他虽然身患重病，远离党中央、毛主席， 但是，他仍然满怀革命的战斗激情，以诗言志，挥笔写下了信心百倍的革 命诗句：“壮志凌云终有日，盛花时节定重逢。”

给我母亲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一首诗：

息影湘江已半年，

纷纭世事与时增。

遥望南天空渺渺，

青云有路可寻源。

国事险危谁作主？

欲效班超志已坚。

且看他年云雨降，

敢教仇寇尽心寒。

另外，父亲当时在碕石彭家的一位青年朋友彭澄（中南财经大学教 授）还记得有一首五言诗：

欲抱凌云志，漫云力不胜。

不为艰险阻，壮志誓当伸。

奋斗违十载，荣功一旦成。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父亲还赠给彭澄一首七言律诗：

天涯沦落与君逢，

意投情合旨趣同。

时闻国事齐探讨，

建国文章合力攻。

誓订金兰盟白日，

共期桃李度春风。

今朝互诉衷肠话，

人间知己尔与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