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陈正人受“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还算是比较晚的，但是，他在 国务院的部长中，是被批斗得最惨的一个。

在“文化大革命”刚一爆发的时候，他还不知道“文化大革命”要 干什么，更谈不上对“文化大革命”有什么“正确的理解”。其实，毛 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要炮打主张在中 国要建设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的那个所谓的“资产阶级司令 部”。

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决不是要打倒几个人，而是要“整党内一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 派”，要革那些革过命的人的命。所以，要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坚持 “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要“誓死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 行到底”，一次不行，七、八年再来一次。

我在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被关了近两个月以后，回家后我问父亲：

“文化大革命到底要干什么？您是中央候补委员，又是八机部部长，您能给我说说吗？”

父亲气愤地说：“起初我也不知道，主席离开北京时，告诉陈伯达 要同一些老同志打打招呼。可是，陈伯达只给少数人打了招呼，对我们 多数同志实行封锁。谁知道他们要搞什么名堂！我在党内40多年，从来 也没有像这样搞运动。这样搞下去，还抓什么生产、怎么能实现农业机 械化？”

对于这场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究竟怎么搞？父亲确实心中无 数。他丝毫也没有想到，像他这样忠心耿耿地跟着毛主席南征北战几十 年的老革命，竟然会成为毛主席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 大革命”的革命对象。

一天，父亲坐着被贴满了红红绿绿标语的红旗牌轿车回到了家里。 对此，我们感到惊愕。父亲说：

“我前几天曾对江西的造反派说过几句江西省委的好话。我说，江 西省委是髙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工作是有成绩的。1962年全国那 么困难，江西还调出很多粮食支援全国，受到毛主席的表扬。这些造反 派不那么讲事实。说我保江西省委，要同我辩论，围攻我两个多小时， 他们把我的讲话进行歪曲，到处散发。这些人呀，哎！”

我对他说：“您这是引火烧身，何苦呢！”

父亲说：“共产党员就是要实事求是，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对17 年的国家成就全部否定，这是给我们党抹黑。这怎么能成！”

没过几天，家里被来自四面八方的造反派强行进驻了。会客厅、楼上 楼下、走廊里、楼梯里，横七竖八地挤满了人。洁白的墙上贴满了 “革命 无罪，造反有理”、“勒令”、“交代”、“打倒”的标语、口号。

说实话，开始我并不反对，还为这些人烧开水喝、找凳子坐。我以为，群众冲一冲，给父亲洗个温水澡，可能会帮助他改进工作作风，以 便将来更好地为党工作。当然，我这样做也是以柔克刚、化解矛盾冲突 的一种做法。

但是，事情的发展越来越出乎人们的意料。

一天，父亲和我们在一起，坐在斗大的标语下吃饭。他边吃边指着 一张大字报说：

“这个字写错了，说明文化水平不高嘛。没有文化，文化革命可 搞不好。主席当年骑马行军还手不释卷。总理、朱老总都是留过学 的……”

正说着，一群造反派蜂拥而入，气势汹汹地架起我父亲就往外走。 我们急忙赶出门外，只看到几辆汽车消失在黑暗的夜幕中。

我们怀着揣揣不安的心情回到屋里。母亲一直端着碗，半天才说：

“他几顿饭都没吃了，这次一走，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呵！”

那时候，像父亲这样的老干部哪还有什么人身自由、人格保证？

父亲被带走后，几天都没有消息。每逢吃饭时，父亲的碗筷照例摆 在那儿。母亲和我们子女一个个默默无语，担心着、等待着。这是多么 难熬的日子啊！

一天晚上，那部还没有拆掉的红色电话机突然响了。我们心里一 惊，不知道什么命运等待着我们。我们抓起电话机，真没想到，听筒里 传来了父亲说话的声音。他高兴地对我们说：

“我现在一切都好，放心吧。你们怎样？妈妈还好吗？让她接电话。”

母亲拿着听筒的手在颤抖，我们不约而同地围了上去。只听母亲说： “呵，在中南海呀,那就放心了。”

放下电话，母亲松了一口气，她告诉我们说：

“总理知道你们爸爸被揪走后，通知谭震林同志把他接到中南海保 护起来了。经毛主席同意，总理已把二十几个老同志陆续接到中南海去 住了。这下可以放心了。”

1967年2月18日晚上，谭震林同志的秘书通知父亲说：

“国务院通知，批准你住在国务院中南海宿舍。”

当时，同住在那里的有公交口、农林口各部党组、党委书记、副 书记共二十余人。父亲住在国务院宿舍期间，除因病请假外，白天 都要到部里接受群众的监督或批判，只是晚上在中南海歇宿。从这以 后，每当父亲被整得很凶的时候，周总理就让联络员为我父亲请假休 息几天。每当父亲发生了什么意外的事时，我们都可以及时打电话向 总理联络员报告。

可是，以后的形势却越来越恶化了。

1967年2月，在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之流的煽动下，农林 口的造反派掀起了 “炮轰谭震林”的高潮。一时间，把农林口搞得乌烟瘴气。在这场斗争的关键时刻，父亲于2月25日在八机部贴了一张题为 《我的立场》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坚定地支 持谭震林同志，严厉地批判了八机部北京公社的坏头头，明确地指出了 他们的大方向是完全错误的。

大字报贴出后，篓时飞来一场横祸。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批谭联 络站”火冒三丈，扬言“非打倒陈正人不可！”

不久，大字报铺天盖地。从部里到家里，从墙里到墙外，到处都是 “打倒陈正人”的大字报和标语。这时，在父亲的头上又多了几顶帽 子：“谭震林的黑干将”、“二月逆流的急先锋”、“贺龙的心腹”(因为我父亲曾推荐贺龙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后来，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下，八机部的造反派把我父亲从中南 海揪出去，关在八机部的“牛棚”里，实行群众专政。这种所谓“群众 专政”，实质上就是法西斯专政。他们给我父亲戴高帽子、挂黑牌子、 游街示众、“坐喷气式飞机”，进行各种人身侮辱。之后，在夜深人 静的审讯中，还遭到一次又一次的惨无人道的毒打。这帮坏家伙，还 专门猛击我父亲的胸部、背部、头部。几次把我父亲打倒在地，然后 又用脚踢。

父亲在“牛棚”里，经常挨打受骂，精神受尽折磨，肉体上受尽摧 残，更为严重的是，由于胸部受伤，造成了严重的心脏病。在住“牛 棚”和到北京郊区劳动期间，他因心肌梗塞曾休克过两次，好在难友和 群众把他送到附近医院进行及时抢救，才得以幸存。

母亲与我们这些子女，天天牵挂着父亲的安危。但是，我们又不便 于到八机部打听父亲的消息。八机部的人，也不敢给我们透露任何有关 父亲的消息。那恐怖的年代搞得人人自危，弄不好就会引火烧身。

1967年“五一”劳动节晚上，父亲得到“五一”节筹备机关的请帖 上了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这个消息，我们是在广播里听到的。

当时，母亲和我们得知这个消息后都很高兴，以为父亲的问题很快 就会解决了。相反，造反派闻讯后，强逼我父亲说出毛主席讲了什么 话。父亲闭口不答，造反派恼羞成怒，更加变本加厉地批斗我父亲，并 要他毎天去打扫厕所。而且连续几个晚上，对我父亲进行车轮战术，反复拷打。

是年国庆节，母亲再一次同我们在一起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直 播节目。因为那时，凡是上天安门城楼观礼的各部委领导人，都会列入广播的名单。当念到上天安门城楼观礼的领导人名单时，母亲同我们一 样屏着呼吸，聚精会神地静听着广播中有没有父亲的名字。当所有的名 单都念完后，母亲和我们也没有听到“陈正人”的名字。我们的心情十 分沮丧。在观礼人的名单中，没有父亲的名字，那就意味着在政治上， 他已被“打倒”了。父亲和母亲以及我们这些子女们，在精神上都遭到 了沉重的打击。

往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和“十一”国庆节，父亲都会被邀请上 天安门城楼观礼。那时，他的心情是多么高兴啊！母亲和我们子女也为 之高兴和骄傲！有时我们也能在晚上随父亲上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还 能见到毛主席。可是，往日的座上宾，今日却成为“阶下囚”。这种政 治上的反差是何等大啊！

对我父亲的批斗日益加剧。造反派明明知道，1967年的“五一”劳 动节晚上观看焰火时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曾用手指着我父亲、段君 毅、王震同志说过：

“你，你，你，人家要打倒你呀！打一打，不要紧，打不倒的。你 们不是照样上天安门吗?有错误有什么要紧，改了就好。”

周总理也一再问八机部军管会主任周特夫：

“陈正人同志出来工作没有？要快解放他。中央没有立他的专案， 你们部里完全可以解决嘛。”

但是，造反派知道，如果査不出陈正人历史有问题，是打不倒的！因 此，一些坏头头不仅对周总理的话置若罔闻，反而公然杀气腾腾地提出：

“誓与陈正人血战到底，打不倒陈正人誓不罢休！”

他们还扬言：“定不了陈正人叛徒，也得定个自首变节，实在不行 也得定他个走资派挂起来，不能解放他。”

这些家伙还得意洋洋地说：“打倒陈正人，专案组要会餐。”

“801专案组”当时花了几万元人民币，跑遍了大半个中国，所到之 处，无不大搞逼供信。凡是我父亲的亲朋好友，特别是亲属，无不受到株 连。我的大弟弟迪生被部队清除复员，分配到一个小工厂当工人。小妹妹 延生的工作分配和婚事受牵连。至于母亲受的牵连就更不待言了。因为造 反派知道要打倒我父亲就首先必须证明母亲历史有问题，而母亲的所谓 “历史问题”早就查清了，但就是拖着不解放，直到父亲逝世后，母亲才 被解放。

1972年4月5日深夜十一点半，父亲在写检査中，突发心肌梗塞，由 于抢救不及时，于6日凌晨，不幸逝世。

父亲去世时，母亲还在河南叶县水产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当 她得知相濡以沫几十年的伴侣和战友在写检査中死去时，如五雷轰顶，几乎晕厥过去。在她自己还身处逆境时，没有想到晚年丧偶的厄运又降 临到她的头上。母亲暗暗地流着泪，心里的悲伤难以自已。

当时，母亲的专案审査并没有结束，她仍然处于被审査的过程中， 还没有给她做政治审査的结论，父亲的死给母亲的打击无疑是雪上加 霜。在父亲的追悼会上，她终于见到了敬爱的周总理及其他老的中央领 导人和战友，她破碎的心总算得到了一次很好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