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23日，瑞金解放了。

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路过我第二个养父家所在村子的公路，从南向 北，向宁都进军。解放军在我们村子的墙上张贴了一张“中国人民解放军 江西省军区布告”，署名是“司令员陈奇涵，政治委员陈正人”。当时， 我识几个字，我很小就知道我父亲叫“陈正人”、母亲叫“彭儒”。

在布告前，围了许多人在看，我也在看。当我看到父亲的名字时， 心情非常激动。我天天盼，月月盼，年年盼的父亲终于回来了。我犹如 做梦一样，对此将信将疑。

其实，这个喜讯早在一个月前，我第一个养父宋元注就告诉过我。 正是这个养父，当面接受了我父母亲的托付，承诺要把我抚养大。那 时，他是共产党员、招兵站的站长（相当于营级干部），可长征时，他 也踏上了长征的漫漫征程。在江西突围时，他被俘了，关在九江监狱。

不久，他越狱逃跑，回到了老家瑞金潮陂头村。他东躲西藏，一会儿在 外面做工，一会儿在家务农。

当时，我在他们家时，有一个小妹妹，还有一个抱养的姐姐。后来 小妹妹夭折了，姐姐送人当童养媳了。家里就剩下我一个孩子。

可是，没过多少年，我的养母陆续生了三个男孩。这样，家里的生 活就十分困难了。真是到了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地步。加之国民党反动 派不断对红军子女进行迫害，在生活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养父把我卖到 30华里以外的大柏地高丘村陈文魁（陈厚棠）家里当养子。

第二个养父是个医生，家里只有一个女孩子，一直想要一个男孩 子，但始终也没有盼来。他听说潮陂头有一个红军留下的男孩子，命很 好，能招弟。于是，他要宋元注把我卖给他。经过反复交谈后，我养父- 同意把我转让给他抚养。双方立下字据，一式两份。这份字据，实际上 就是卖契。陈文魁给的条件是，给我养母做一套衣服，另外给宋元注。 担谷子。

但在这份卖契中有一句话：“如果陈瑞生的生父回来，应归还其生 父。”这是我养父宋元注坚持的一条原则。他清楚地知道，一旦红军陈 正人回来了，他把瑞生卖了，就会无颜见我的父母亲。

第二个养父陈文魁之所以敢买我，而且同意“如果陈瑞生的生父回 来，应归还其生父”，那是因为他基于对形势的分析，认为红军是回不 来了，即使红军回来了，陈正人也不见得能活着回来。于是，他下定决 心把我买去了。

我卖到陈文魁家那年是1939年，当时我6岁。我离开潮陂头养母家 的那种情景，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时刻。七十多年过去了，那撕心裂肺 的伤痛，是我终生难忘的记忆。每当我回忆这段苦难的经历，我都会泪水横流……

尽管我从小就知道，宋元注、杨长娣不是我的亲生父母，但在我的 心目中，他们就是我的生身父母；尽管我在他们家连饭都吃不饱，但我 从来也没有嫌弃过这个家。我舍不得潮陂头，舍不得奶娘和弟弟，也舍 不得那勤劳而又不断关爱我的白发老奶奶，也舍不得潮陂头的小伙伴 们。当我离別潮陂头时，我呼天嚎地地哭着，送行的父老乡亲也一个个 泪流满面。他们不断安慰我：

“瑞生啊，别难过呀，你要常回来看看我们呐！”

养父、养母都没有送我，是那白发苍苍的老奶奶背着我，跟着陈家 来接我的人朝着大柏地的方向走去。我的泪水一滴一滴地掉在奶奶的背 上。她安慰我说：

,“瑞生别难过，你到陈家就会有米饭吃，再也不会饿肚子了。”

“奶奶呀，我舍不得离开你们呀，饿死我也愿意跟你们在一起。为 什么要把我卖掉呀？”

“没办法呀！你到了陈家要听话，奶奶以后会来看你的。”

到了陈家以后，开始那些年头他还是对我不错的，真把我看成自己 的儿子一样。而且还让我上了两年小学。

可世界上竟有这么一些奇巧的事，没有几年，陈家的养母也陆续生 了三个儿子。于是，我的命运就发生了转折。陈家再不让我上学了。而 且，我白天要上山砍柴、早晚放牛、下田干一些零星的农活、插秧、割 稻、锁豆草、种烟叶；晚上，做香烟、做鞭炮、浇蜡烛、做金淀、做银 锭。整天干活，疲惫不堪。晚上吃饭时，困得把筷子掉在地下。打摆子 (疟疫病）、拉痢疾也不给我看病吃药，我病得浑身浮肿，按得一个窝 一个窝的。后来一些年，几乎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服。而且在寒冷的冬天，也要让我下田干活。尽管他们有钱，但也不准我天天吃米饭，常常 要我吃红薯充饥。我常年累月营养不良，瘦得皮包骨。

苦难生活的煎熬，我不知道何时才有个尽头。我想念潮陂头的奶奶和 奶娘，想念我的几个小弟弟。我也盼望能早日见到我的亲生父母，可是他 们在哪里？今生今世我能见到他们吗？这一切，我都感到十分茫然。

1949年的7月间，正是烈日炎炎的时候，我在高丘村的河坝上，看 见我的养父宋元注在河里淘金。我拼命地喊他，他直起了腰看见了我。

我走到他跟前，喊他：

“叔子（当地的孩子对父亲的称呼），回家吃饭去。”

“不去了，我自己带了饭。”然后，他把声音压得低低地对我说，

“瑞生，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听说你爸爸陈正人回到了南昌，红军很 快就要回瑞金了。这件事，你自己晓得就行了，千万不要随便对别人乱 说呀。你要好好保护自己。到时候，你的亲生父亲会派人来接你的。耐 心地等着吧！”

不久，解放军就到了我们的高丘村。

那天，高丘村的父老乡亲都看见了江西省军区的布告，许多人都对 我说：

“这下可好了，瑞生呀，你爸爸回来了，你真是时来运转啦！ ”

当天晚上，高丘村的养父陈文魁对我说：

“你不要胡思乱想。布告上的陈正人不见得就是你的父亲。天下同 名同姓的人多得很。你想想看，如果你父亲还活着，为什么离开瑞金15 年了也不来一封信呀？哪有当父亲母亲的不想念自己的孩子的人？不要 乱想，安心千活。”

没过多久，我在地里锄豆草的时候，忽然看见一个拿着油纸伞的人从马路上向我们高丘村走去。有人说，这是从县里派来的一个便衣，是 来找我的。

果然不错！这个便衣就是县里派来找我的人。

我吃完午饭后，陈文魁告诉我：

“下午就不要去干活了。你父亲派人来接你了。你看你还有什么事

呀？”

“我要回潮陂头，看看我的奶子（当地人对母亲的称呼）。”

“行嘛，看看再回来。从这里出发再到县里去。”

我当天下午就到了潮陂头，看见了我的养父养母和三个弟弟。那 时，我那白发苍苍的奶奶已过世了。在潮陂头，我很高兴地看到了父亲 派来接我的龙指导员，他身着军装，左胸前佩戴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 的胸徽，帽子上有一颗“八一”五角星，腰里佩戴一把左轮手枪。龙指 导员是我父亲警卫连的指导员，是一个东北人。

我养父宋元注没有让我同龙指导员见面，他生怕弄出个阴差阳错， 到时无法向我父亲交代。我在楼上的窗户里听他们说话：

“瑞生的父亲陈正人为什么不来接他呀？”

“陈政委很忙，他让我带着他写给你的亲笔信来接瑞生。你们放心 好了，不会有错的。”

养父宋元注是一个有文化的人，他认真地阅读了我父亲陈正人的亲 笔信。他对我父亲的字体印象很深。因为我父亲在潮陂头休养了一年多 的时间，他在休养期间常常会练毛笔字，我养父对我父亲的书法十分欣 赏。他相信，这封信是陈正人写的。他决定亲自把我送到南昌，亲手交 给我父母亲。

第二天，我回到了髙丘村。

当晚，高丘村的养父母找我谈话：

“你脚跟刚刚长硬就要走了，真是舍不得你走呀！你在我们家，我 们也没有亏待你。如果你父亲要问你是否上学了，你就说，小学毕业 了。你将来做了大官，千万不要忘记我们的恩情。我们相信你，你是一 个很有良心的孩子。以后要常给我们写信。”

我点了点头，但没有对他说一句话。

养父陈文魁和他家的长工，以及堂叔陈厚文一起把我送到瑞金县 城。从大柏地高丘村到瑞金县城有40多华里。

在县政府，我看见了宁都行署的专员朱开铨（后任江西省高级人民 法院院长），还有一个亲自来找儿子的解放军阿姨，还有龙指导员，另 外还有两个和我一样大小的红军留下的孩子。一个是刘伯坚之子刘豹，

另一个叫李新民(他父亲是谁记不得了)。他们俩的个子都比我高。我当 时的个子很矮小，和他们俩一比，心里感到不好意思。可后来，我的个 子已超过了他们的身高，很快就长到了一米七。

朱开铨叔叔对我说：

“瑞生呀，你爸爸陈正人同志是我们的领导。他是我们江西省委书 记兼江西省军区政委。我同你爸爸是很熟悉的，同你妈妈彭儒同志也是 很熟悉的。你爸爸妈妈工作很忙，他们派龙指导员来接你来了。你高兴 吧？”

我点点头说：“髙兴！”

其实，我不是一般的高兴，而是非常非常的髙兴。我是在大柏地那 个山沟里长大的一个少年，从来没有见过什么大世面，连瑞佘县城也是 第一次来，更没有见过像朱开铃这样的大官。我只会讲瑞金话，不会说 普通话，也听不懂普通话，是一个很内向的男孩子，加之认生，所以不敢随便说话。

在瑞金县城住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吃完早饭后，我们一起上了一辆十轮大卡车。那位解放军阿 姨坐在驾驶舱里，其他所有的人都坐在敞篷的大卡车上。我的两个养父 宋元注和陈文魁一起送我去南昌，龙指导员和两个少年伙伴也坐在这个 卡车上。另外，还有两个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站在车厢的前头，护送 我们，在车上还放了一大桶汽油。

当时的条件很差，在卡车上只放了几张木条板凳供我们坐。其实， 我们三个少年根本就不敢坐那种板凳，生怕翻倒，就用双手把着车梆子 站在那里，观看一路上的风光。当时的公路都是沙石路，坑坑洼洼，尘 土飞扬。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在农村长大的孩子来讲，能坐上汽车，就 感到很大的乐趣。

我们走了一天，傍晚才到了兴国县城。在那个刚刚解放的年代里， 一个贫困的县城，哪有什么宾馆、招待所？我记得，当时我们就住在一 个大庙里。

龙指导员去找我的姐姐春生。找到了那家人，他们说春生走亲戚去 了，不在家里，让龙指导员以后再来接春生。

吃完早饭，我们离开兴国县，向吉安市前进。

十轮卡车又疲惫地奔跑了一天。在路上，不断有一些小商小贩要搭 车，司机可能出于好心，也可能是想赚些外快花花，经常会停车让那些 拿着竹筐扁担、挑着鸡、鸭和盐包的人上车。这些人到了目的地后，都 会自觉地给司机一些小费。

到了吉安城，我们住在一个小旅馆里。在这里，我第一次看见电 灯，第一次听到收音机。我那时的心情真像《红楼梦》书中的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样。

在吉安，我们逗留了半天时间。龙指导员按照我父亲的指示，去寻 找曾山伯伯的儿子曾庆红。找到了庆红的家，但他们家的人说，“庆红 外出了，不在家，以后再来接他吧。”龙指导员无功而返。不久，我父 亲只好另派车，再把庆红接回到南昌我父母的家。然后，才把庆红送回 到他父母的身边。

我们到了南昌，先在一家餐馆吃了一顿非常丰盛的饭，龙指导员才 把我送到豫章路3号大院我父母居住的地方。

两个养父同时把两份卖契交给了我的父母亲。我父母亲对他们表示 感谢：

“谢谢你们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把瑞生抚养大了。”

为了报答他们对我的养育之恩，我父母亲给他们各送了一匹士林 布，还表示愿意帮助他们在南昌安排工作。但两位养父都谢绝了我父母 亲的好意，他们一起回到了瑞金老家。

当我第一次看见日思夜想的父母亲时，心情是多么的激动啊，我情 不自禁地流出眼泪。但我嘴里不知道说什么是好，甚至连“爸爸妈妈”都没有叫一声。因为在我生长的瑞金，称“爸爸、妈妈”为“叔子、奶 子”我要是这样称呼他们，他们肯定听不懂。所以，我站在那里傻傻地 望着面孔生疏的爸爸妈妈，眼里的泪水顺着脸颊往下流。

父亲亲热地走到我的跟前，用手抚摸着我的头说：

“瑞生，回来就好！不要难过。为了消灭国民党反动派，赶走日本 帝国主义，我们有15年都没有见面了。其实，我和你妈妈都非常想念 你。你是第一个从农村回到我们身边的孩子。你的哥哥永生、姐姐春生 和大妹妹宜生都还在农村没有接回来。但很快也会把他们陆续接回来。 我们这一家人，很快就会团圆的。”

母亲穿着一身灰色的列宁装，她紧紧地拉着我的手。那时的母亲只 有36岁。她亲昵地抚摸着我的头，眼眶里渗着泪水。她对我说：

“瑞生，不要难过，回来就好！这十几年你受苦了，妈妈对不起 你。但是同你一样的孩子也很多，他们同你一样吃了不少苦。这都是国 民党反动派造成的。从今以后，你要到学校好好学习，将来参加新中国 的建设。要让全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幸福的生活。”

母亲在我回来的第二天就请裁缝给我做了一套衣服，还有一顶帽 子。当我穿上新衣服后，母亲还带我到胜利路“真真照相馆”照了相， 买了一双皮鞋、一双球鞋。我心里髙兴极了。紧接着，母亲让我到军区 医院检査身体，结果发现我百病缠身，于是，只好让我到这家医院住院 检査治疗。母亲还让他的窖卫员李连田陪护我一起住院。经过一段时间 的治疗后，我的身体渐渐地好起来了。

我回到母亲身边时，虽然已经16岁了，但个子很矮小，还没有母亲 高。为此，在给我治病的同时，母亲尽量给我加强营养。母亲给我订了 一磅牛奶，还给我买了鱼肝油、维他命，让我天天坚持吃。这些做法，大大地促进了我的生长发育，不到半年的时间，个子就开始往上长。后 来，我的身高达到了一米七，比父母亲高得多。我知道，这离不开母亲 及时地给予我无微不至的关爱和照料。后来，母亲索性要我同她住在省 总工会的一间房子里。母亲对我的这种关爱，是对我童年时代缺乏母爱 的补偿。这种深深的母爱，使我感到无比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