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我母亲从新疆迪化回到延安后，先到延安马列学院学习， 后又到中央党校一部学习。

延安马列学院成立于1938年5月5日（即马克思诞辰120周年纪念 日），结束于1941年7月中央研究院成立。它是我党创办的一所培养干 部研读马列主义理论、学习党的政策和增强党性修养的学校。

母亲记得，延安马列学院院长由党中央负总责的领导人张闻天（洛 甫）同志兼任。在他的领导下，学校制定了攻读马列原著和密切联系中 国革命实际的教学方针。为了贯彻这一教学方针，学校除聘请党内一些 学有专长的同志如吴亮平、陈昌浩、艾思奇、师哲、柯伯年、杨松等任 教外，还陆续请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中央领导 人，以及八路军和各抗日根据地负责同志彭德怀、邓小平、杨尚昆、王 稼祥、林伯渠、彭真等来校讲课或讲演。

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母亲的心情是愉快的。她从14岁参加革命， 一直处于紧张的工作和战斗中。母亲说：

“虽然过去读过一些马列著作，但一直没有机会系统学习，因而领 ,会也不深刻。现在有机会到延安马列学院学习，这真是我梦寐以求的事。”

延安马列学院结束后，母亲就转到中央党校一部学习。后来，听说 四部既学理论又学文化，提高理论和文化水平，母亲就向组织部门提出 要求，从一部转到四部。

在这里，母亲与许多在苏区就熟悉的同志分在一起。她记得有：康克清、刘俊秀、李立、王盛荣、刘玉堂、杨尚奎……这使得他们终于在 长期紧张的革命斗争中有了一段时间，可以系统地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 和马列主义理论水平。

母亲说，这段学习生活的前半段是令人留恋的。

那时，他们除了学习外，男学员还组织生产小组，在延河边开了一 块地种西瓜，他们背着箩筐到处去找粪，给西瓜施肥浇水。他们辛辛苦 苦地把西瓜种得非常棒，长得又圆又大。空余时间，学员们常到西瓜地 里看看。那又圆又大的西瓜确实招人喜欢。当西瓜熟了的时候，他们把 西瓜分给大家吃。当时，吃西瓜给大家带来的欢乐和幸福，一直都留在 母亲的记忆中。以后，他们又在那里种了花生，同样获得了大丰收。

从1942年2月开始，毛泽东同志在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大生产 运动的同时，在全党范围内发动了一场长达三年的整风运动。

整风学习在党的各级干部和学员中普遍进行，是从1942年2月毛泽 东同志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和在中央宣传 部会议上作《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后开始的。在报告中，毛泽东同志全 面论述了整风的任务、内容、方法和意义。

他明确地指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 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他说“党内的主 观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现在在我们党内还 是教条主义更为危险。这两种主观主义，都是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

在整风运动中，除了学习毛泽东同志上述两个报告外，还加上毛泽 东同志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同时还学习 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陈云同志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 员》等著作。

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首先是从路线入手的。为了从思想上彻底清 除错误思想的影响，幵展了整顿三风的学习。先学习整顿学风的文件， 然后学习整顿党风的文件，以后再学习整顿文风的文件。每个阶段的学 习，都要写出个人和单位的小结。

刚开始，很长一段时间，整风学习都是正常的，而且，我母亲也认 为是必要的，对于取得以后斗争的伟大胜利都具有重要意义。

可出乎意料，整风运动的后期，却出现了偏差。使许多人在审干中 处于被“逼、供、信”的状态，从而造成了大量冤假错案。

大概是1943年2、3月间，母亲由中央党校四部转到临时支部进行审 査。这时，整风运动已处于后期。大家正联系实际，联系自己，学习党 的文件。在延安整风时期，中央要求同时对全党干部进行一次认真的组 织审査。然而在审干中却一度出现了 “抢救运动”的错误。这股“抢救 失足者”的阴风，完全是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煽动起来的。他是 “抢救运动”的始作俑者。

母亲曾说过，在临时支部受审査的干部，大约有70多人。他们以党 小组为单位，每个学员都要报告个人经历，再由小组全体学员背着报告 人，进行分析研究，寻找疑点。然后，在小组会上向报告人提出疑问。 如此反复多次才有可能得出结论。经历简单的也要半个月才能过关，经 历复杂的人至少审査一个月，认定有问题的至少要半年，甚至一年也结 束不了。

在我母亲所在的党小组，首先审査的是苏菲（朱理治夫人），因为 她姐姐在日本，所以怀疑她有历史问题。党小组的学员对她采取“逼供 信”的方法进行审査。苏菲有心脏病，一斗她，急得她眼睛鼓起很大， 人也倒下去，口吐白沫。发生这种现象后，审査她的人很害怕，赶快停止了对她的审査，要她休息。我母亲和苏菲、曹冠群三个人住在一个窑 洞。苏菲有好几天不想吃饭，失眠，只好让她休息一个星期。

接着就审査我母亲。

在党小组会上，我母亲将她在江西苏区突围时，在安远以南被俘这 段历史的经过情况向审査她的同志作了汇报。他们经过几天时间的分析 研究，提出疑问，要她一一回答。

他们怀疑我母亲走的路线没有讲清楚。母亲说：

“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转移时，陈正人同志身体患 重病，组织上决定我们留在苏区。由于中央苏区形势日益严重，留在苏 区的红军决定向外突围。这时，苏区中央局决定伤病员必须疏散安置， 是陈毅同志代表苏区中央局决定我随陈正人潜赴白区治病。当时，苏区 中央局和我们谈话，要我们随独立三团张凯政委行动，他们的部队护送 我们安全渡过信丰河后，我们再找地方休养治病。但过信丰河未成。途 中经过几次战斗，后来，我才知道我被俘是在安远以南地区——孔田、 鹤岗之山地遇敌袭击，部队打散后，我就被俘了。”

审査我母亲的人每天晚上都要追问她的行动路线，问她走什么地 方？是山路还是平路？当时他们每天多半是走山路，晚上有时也走平 路。有一天半夜经过一个村庄，发现没有人，他们便快速通过村庄，生 怕被敌人发现。

为了弄清我母亲走的这条路线，党支部书记耿飚等人打开地图，要 我母亲指出行走的方向，经过什么山？走过什么路？

母亲说：“我不清楚。行军多半是晚上，天色漆黑，根本看不清是 什么山路。加之，我对地形不熟悉，更搞不清是什么山路。请你们向张 凯政委做调査。我们是跟他们的部队走的。”

十几天以来，他们对我母亲采取“逼供信”的审查办法。白天晚上 都斗她，大概有十个晚上不许她坐，让她站立着，逼她讲假话，弄得她 头昏眼花。有人还抓她的头发，并施加拳脚。她每当回忆在延安“抢救

失足者”运动时，都会感到心惊肉跳，惊魂未定。

审查者还怀疑我母亲到过香港，说那里有两层楼的汽车。我母亲根 本没有去过香港，从来也没有见过这种汽车。其实他们这样审查我母 亲，无非要间接地审査我父亲陈正人。

母亲坦然地说：

“其实，我的问题很简单。我被俘后，是我哥哥彭瑛请求他的广东 省党部上司黄龄书担保我出来的。因为我当时没有暴露身份，甚至我军 战士也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这些战士是瑞金、兴国调到独立三团张凯 部队的。所以，我被保释出来是很顺利的。”

母亲向党组织的交代是实亊求是的。但审问她的人不听，不相信她 讲的经历是真实的。于是，对她实行车轮战术，大搞“逼供信”，白天 黑夜地斗她。有一个“坦白分子”也非常狠毒，她使劲地揪住我母亲的 头发，拼命地摇我母亲的头。后来，我母亲经常头痛、反胃、呕吐，又 没有药吃。母亲说，其实，这个人本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经不住 “抢救运动”的审査，乱说了一通，胡编一气，说自己是特务如何如 何，说得有鼻子有眼。组织上认为她坦白得好，就把她调到临时支部， 审査、批斗我母亲。这些“坦白丨分子”，为了表现丨!丨己、也为了遨功、 斗起别人来更是心狠手辣。

当时，母亲被夜以继日的车轮战术斗得晕头转向、糊里糊涂，但有一点，她是淸醒的，她说:

“在党的面前，我决不说假话。我要对自己说的每一句话负历史责任。在那残酷的斗争中，临时支部70多个被审査的干部中，坚持不说假 话的大概只有几个人。”

老实说，当时的临时支部正像有的同志所说，犹如监狱。这个地 方，三面是山，打了一排窑洞，缺口处筑着一道高约三四米，厚约一米 的坚固土墙，墙上插着许多破瓷片、碎玻璃，墙外站着两个荷枪实弹的 士兵。在严厉的“逼供信”情况下，出现了投井自杀、跳岩自杀、悬梁 自杀事件。来自白区的省委书记周风平就上吊自杀了。长征女干部、河 南省委组织部部长危拱之上吊自杀未遂。在临时支部昼夜车轮战中，一 阵阵喝骂声、踢打声和惨叫声，时断时续，此起彼伏，让人心惊肉跳， 不寒而栗。对被审査的人管得很严，几乎没有一点自由。他们不准我母 亲回家，不准她看望两个孩子，使她精神上感到十分痛苦。长时间的审 査、批斗，致使她身体很快就增了，两个月没来月经，这是以前从来没 有发生过的。“逼供信”的审査严重地摧残了母亲的身心健康，损伤了 她的脑子，影响了记忆力，给她的精神造成了极大的创伤。以致于后来 她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还会心惊肉跳、伤心落泪。

这种“逼供信”的审査，使我母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那时中央党校的校长是毛泽东同志。主持工作的副校长是彭真同 志。我母亲想找彭真副校长，将她在临时支部被审査的情况向彭真副校 长汇报，但是一直没有机会。

终于，机会来了。

有一天中午，曹冠群和苏菲在床上睡着了，母亲慢慢地打开门，去 找彭真副校长。母亲知道有一条巷道般的山洞通往中央党校一部。她摸 着黑黑的巷道向前走，走了一段时间就看见前面有光亮，走不多远，就 到了一部。母亲首先见到了教务部主任黄火青同志。黄火青问：

“彭儒你来有事吗？”

“我想向彭校长汇报我在临时支部对我的审査情况。”

“校长外出开会了，没有回来。你同我讲讲好吗？”

“当然可以。”

母亲刚要向黄主任汇报，彭副校长就回来了。

母亲一五一十地向彭副校长汇报了她被审査的情况。她如实地对彭 副校长说：

“临时支部不做调査研究，不走群众路线，斗了我十个晚上，不让 我坐下。组长还动手打我。用这种方法审千行吗？我被斗的头昏眼花，

不能吃，不能睡，把我的身体斗垮了，两个月没有来月经。临时支部没 有一点自由，想看看两个孩子也不允许。有人说临时支部是监狱，我看 一点也不错。”

在临时支部，我母亲是第一个向领导反映情况的。

彭副校长对我母亲说：

“临时支部的情况，我不太清楚。我找支部同志谈谈。.”然后，他 关心地说，“彭儒，你回去吧！你身体不好，好好休息。我们会实事求 是地解决问题。”

我母亲从彭真副校长那里回到临时支部大约三四天，我的大弟弟迪 生和小妹妹延生就到中央党校看望母亲来了。那时迪生弟弟和延生妹妹 都还很小。他们身上的衣服很脏，脸上手上都脏兮兮的，就像街头流浪 的娃子。母亲看到两个孩子的可怜样子，心酸极了。她仔细看看胖子， 发现胖子的一个鼻孔不通气，还有一种难闻的臭味。母亲认真地看了看 胖子的鼻孔，原来有一团纸把他的鼻孔堵塞了。母亲费了好大劲才把这 团纸弄出来。这时，胖子才大口呼出了一口气。当#亲看到这两个没有

妈妈照料的可怜孩子时，心中一阵难过。那时，母亲没有钱买东西，又 没有吃的东西给两个可怜的孩子吃，难过得流下了泪水。两个孩子在母 -亲身边呆的时间很短，就派人送他们回家去了。年幼的妹妹不知道为什 么妈妈“不要”他们了，哭着，喊着要妈妈，哭得妈妈心都碎了。

两个孩子回家后一星期左右，母亲记得是1944年春夏之间，聂鸿均 书记找我母亲谈话：

“彭儒，你回家休息吧！”

“我现在不能回家。”她说，“临时党支部没有给我做结论。没有 结论我怎么回家？陈正人也不会同意的。”

聂鸿均书记说：“你先回家，十天左右你来拿结论。”

我母亲说：“时间太长了。一个星期我来拿结论吧。”

母亲的同乡、同学、战友曾志同志也因在白区工作过而在“抢救运 动”中被审杳。她同我母亲一样被编在临时支部。对她审査很长时间， 也搞“逼供信”，但始终没有发现她有什么问题。她很坚强，面对各种 非人的折磨，她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决不说假话。她相信党中央、毛主 席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是非曲直终究会水落石出。审査她的人感到无奈，只好对她停止审査，允许她回家。正是曾志 同志把我母亲送回家的。

母亲回到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部父亲居住的家中。虽然家里乱七八 糟、冷冷清清，倒也比在中央党校临时支部一年多的审査生活温暖得 多，不管怎么说，总算又回到家了。胖子当时在延安保小生活，也不知 他是如何知道妈妈回家了，当他突然出现在母亲的眼前时，母亲惊呆 了！

“天啊！胖子，你怎么一丝不挂，光着屁股呢?衣服、裤子哪儿去了?”

胖子天真地讲：“我回来的时候，要过延河，怕把衣裤搞湿了，就 把衣裤挂在河边的树上，跟着大人一起趟过了延河，我想，待我回去 时，再从树上取下来穿上。”

胖子的回答真让母亲哭笑不得。也只有五六岁的小孩子才会有这么 天真幼稚的想法。

母亲想到自己一年多来没有照顾好胖子和妹妹(延生的昵称)的生 活，使他们吃了这么多苦，感到十分痛心。后来母亲还发现胖子长长的头发里隐隐约约地长出许多铜钱般大小的白斑。她仔细地观察，觉得胖 子头上长的是癣。她心急如焚，这次千万不能让孩子的病再耽误了。母 亲多方打听，不顾自己身体虚弱和天气炎热，背着五六岁的胖子，汗流 決背地跑遍了延安城，到处求医问药，一直跑了十多天。为了治病，不 惜把胖子的头部剃出了血。为了发挥药效，上药时，在胖子的头部的患 处使劲地搓揉。这样，终于把胖子的头癖治好了。这件事，胖子终生对 妈妈感激不尽！

可是，祸不单行，不久胖子又患了淋巴腺结核。当时延安医疗条件 很差。可巧的是，斯大林为了给毛主席治病，派来了两位医生，其中一 位叫阿洛夫。根据毛主席的提议，这两位医生不仅为中央首长检査治 病，也为一些其他领导同志检査治病，其中也包括我父亲陈正人。因 此，父母亲就认识了阿洛夫医生。在阿洛夫的关怀下，胖子做了淋巴腺 结核的手术。虽然胖子从此在脖子处留下了两个大疤痕，但胖子的病总 算治好了。这在当时条件下也算是幸运的。

母亲从中央党校临时支部回到家里，住了一个晚上，父亲对我母亲 不高兴地说：

“为什么组织上不给你做结论就回家了？应该做了结论才回家嘛。”

第二天，曾志同志又把我母亲送回中央党校临时支部。我母亲回到 临时支部后说：

“不做结论，我就不回家了。请组织上快给我做结论吧！”

不久，临时支部给我母亲做了一个结论，但只叙述历史，未作肯定 结论。后来，我母亲先后到东北局组织部和中共中央组织部论理和要求 后，才给她做了实事求是的“无问题”的结论。

在前面，我母亲讲了，“抢救运动”、大搞“逼供信”是中央社会 部部长康生一手造成的。1943年7月15日，康生在中央直属机关大会上 作了危言耸听的“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后，才出现了相当普遍地大搞 “逼供信”的过火斗争，使整风运动中的审干工作变成了 “抢救失足者 运动”。

中央党校副校长彭真和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看到问题的严重 性，向毛主席作了报告。毛主席听完后说：

“我看是扩大化了。我们要纠正这种错误做法。我们的政策是‘一 个不杀，大部不捉’。这些同志的问题是会搞清楚的，现在不能随便做 结论。我们如果给哪一个同志作错了结论，那就会害人家一辈子。现在 作错了我们要给人家平反，给受害的同志道歉。”

对延安审干工作中出现的偏差，毛主席主动承担了责任，并不断总 结教训。他多次向受到错误伤害的同志“脱帽鞠躬”，“赔礼道歉”。 1944年5月，他在中央党校讲话时说：

“整风运动中的一些问题，是则是，非则非，搞错了的，摘下帽 子，赔个不是。”

说到这里，他向大家行礼赔不是。

同年10月，他再次在中央党校讲话，说：

“去年‘抢救运动’搞了十几天，我们马上就使它停止了。‘抢救 运动’的基本错误是缺乏调查研究和缺乏分别对待这两点。”

1945年2月，他又一次在中央党棱讲话，说：

在审干中，“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 施令的是我。别的地方搞错了谁负责？也是我，发号施令的也是我”。

“我是党校的校长，党校也搞错了，如果在座的有这样的同志，我赔一 个不是，因为搞错了。” 

毛主席的自我批评，化解了许多人心中的怨愤，重新实现了同志之 间不存芥蒂的团结局面。

因此，尽管整风运动中出现“抢救运动”这样的偏差，造成了大量 冤假错案，冤枉了许多好同志好干部，但由于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及时发 现并纠正了这个错误，使它在延安整风中只是一个支流而已。

对于延安整风运动，首先是应该肯定的。它对于广大党员干部来 讲，是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一个好机会。通过学习，整顿了党的作风， 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克服了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也改进了党的 文风，为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但 是，延安整风运动后期出现的“抢救失足者运动”的教训是深刻的。

但这一严重的党内斗争的历史教训，并没有真正被我们党很好地总 结和吸取。新中国建立后，这一历史性的错误，又多次不同程度地在我 们党内重演。例如，1955年的肃反运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尤其是为期十年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将这一偏差和错误推向了极端。这场政治斗争的浩劫是史无前例的。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我母亲又一次受到残酷迫 害，而我的父亲则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他仅仅活了不到65 岁。而我这样一个高校的普通政治理论教员，也未能幸免。在“文化大 革命”中，我被打成“保皇派”、“修正主义的苗子”、“天安事件的 小平头”，多次挨批挨斗，戴高帽子，游街示众。

作为一个有57年党龄的老党员，我衷心地希望我们党永远不再重演 这些历史悲剧。党内的思想和认识上的不一致，是永远存在的。这些问 题的存在，只能在党内通过讨论和批评与自我批评来解决，而决不能通 过残酷的政治斗争来解决。在党内对持有不同意见的党员进行残酷斗 争、无情打击，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而且，必然会导致党内团结被 破坏，甚至会导致分裂，使党丧失战斗力。这是需要我们党认真思考和 彻底改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