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于1937年6月由湖南宜章老家回到延安。经中央组织部审査 后，恢复了组织关系。然后，让她到中央党校学习。她记得校址在桥儿 沟，当时的校长是李维汉同志。因为党校有些学员要调到外地工作，所 以学习时间并不长。到1937年9月，中央组织部任命我母亲为陕甘宁边 区政府民政厅科长，做边区妇女工作，主要任务是教妇女学文化。

1938年3月间，党中央通知我父亲借道迪化市(今乌鲁木齐市)去苏联 治病。那时，延安的生活条件很艰苦，医疗条件就更差了。所以，身体 患病而不能坚持正常工作的干部，几乎都送到苏联去治病或疗养。在此 之前，中央已送去不少干部到苏联疗养。此外，还有许多干部的子女， 被中央有关部门送到苏联去学习，包括贺子珍及其女儿娇娇(即李敏)都 是经过这条通道去苏联治病或学习的。当时，新疆省主席盛世才由于有 求于苏联，对我党的态度较好，故迪化是我与苏联联系的渠道。

在我父亲即将去苏联治病之前，任弼时同志对我母亲说：

“彭儒同志，你也陪同陈正人同志去苏联治病疗养，你可以照顾 他，你也可以在苏联学习。”

我母亲当然愿意陪我父亲去苏联治病疗养，但她当时有实际困难。 于是，她对任弼时同志说：

“我不能去，我已经怀孕几个月了，到苏联不方便。”

任弼时同志手里拿着烟斗，和萌可亲地对我母亲说：

“如果坐汽车怕颠簸，你就坐前面。前面比较稳，颠簸小一些。” 他耐心地劝我母亲说，“彭儒，你还是去吧！”

我母亲被任弼时同志这种热情的关怀所感动，说：

“弼时同志，谢谢你对我们的关心。那我和陈正人商量一下。请相 信我一定会服从组织的安排。”

我父母亲做了一些简单的准备。说实在的，那时父亲除了身上穿的 衣服，几乎一无所有。要说还有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是组织发的几本中 文版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父亲生怕到苏联找不到中文书读，所以就 想带几本书去。

1938年3月，正是陕北寒冷的季节，他们冒着凛冽的西北风，坐着 一辆军用车，挥手告别了延安，告别了那竖立在巍巍山梁上的宝塔。

同我父母亲一起坐汽车，准备到苏联去读书的还有几个孩子。母亲 记得有林伯渠的女儿林利，李富春的女儿李特特，张太雷的儿子莹宝， 好像还有其他几个孩子，但母亲一时记不清了。一路上，我父母亲和这 几个孩子在一起，也觉得挺有乐趣。他们说说笑笑，嘻嘻哈哈，给我父 母带来莫大的欢乐，也减少了旅途的疲劳。

他们乘坐的汽车从延安出发，途经西安、兰州两个省城，于4月间 到了新疆的迪化。那时的道路很难走，加之汽车也不好，中途还翻了一 次车。从延安到迪化竟然走了近一个月时间。路上的颠链给他们造成的 困难，是身患重病的父亲和母亲这个身怀六甲的孕妇难以忍受的。

但是，他们终于克服了一路上的种种困难，到达了去苏联的中转 站——新疆迪化。

他们到了新疆的迪化，住在我军办事处，对外称八户梁第三招待 所，对内称“八办”。当时，办事处负责人是邓发同志，他的夫人叫陈惠清。

在“八办”，规定了严格的纪律，因为他们说话办事都会受到周围 的特务、便衣的监视。那时的迪化市受新疆军阀盛世才控制着。这个军 阀曾经和我们共产党合作过，因此和我们友好过一段时期。但后来，他 背叛了我们，把共产党员关押起来，甚至进行枪杀。毛泽民、陈潭秋等 同志就是被盛世才杀害的。

我父母到迪化时，新疆的局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时候，他 们的言论行动已很不自由了，时时处处都要保持高度的警觉。他们之 间，都要以先生、太太、小姐相称。

显然，盛世才的背叛，已阻拦了他们到苏联的去路，可在当时这是 我们通往苏联的唯一通道。无奈，他们只好在迪化逗留，等待去苏联的 机会。

父母亲在新疆住了很长的时间，为避免出事，不准外出。原来我父 母亲是住在一起的，但因为我父亲患肺病，为了避免传染，母亲便搬到 招待所去住了。因此，他们俩见面的机会就很少了。

实际上，父亲住的那个招待所，是从延安去苏联的同志或从苏联回 国的同志的中转站。当时住在那里的同志有：陈云、林彪、刘亚楼夫人 员凌漪以及方志纯、蹇先任等同志。

在迪化逗留期间，母亲生了第三个儿子，取名为迪生。因为他长得 胖鄉鄉的，大家都叫他“胖子”。以后，他们回到延安时，许多领导同 志都叫他“胖子”。久而久之，他的大名却被许多人忘记了。胖子生下 来很可爱，陈云、林彪也很喜欢他。他们每次来，都要把胖子放在床上 滚来滚去，逗他玩。陈云对胖子的小名印象极深，以后每次见到我母亲 时都要问起胖子。在上世纪的年代末期，有一次在人民大会堂的春节团拜会上，母亲见到了陈云，一见面，母亲就热情地问候：

“陈云同志您好！我是彭儒啊！”

陈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母亲紧接着说：

“我是胖子的妈妈。”

这时，陈云露出笑容：

“啊，胖子的妈妈，记得的。你是彭儒，你好啊！”

几十年过去了，80多岁高龄的陈云对胖子这个乳名还有深深的印 象。

在新疆，他们虽然没有自由，但伙食却很好。牛奶随便喝，肉食也 很多。他们当时最为难的是没有零花钱，因此，看病也很困难。

形势发生突变，盛世才堵截了去苏联的通道。

苏联是去不成了。于是，他们盼望早日回延安。

机会来了。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同志从苏联回到新疆。我母亲立即抓 住这难得的机会，大胆地向刘英谈了他们的具体情况，请刘英鼎力帮助 他们向中央反映实际情况。我母亲对她说：

“我们回到延安把孩子安排好了，我可以去学习，也可以给我分配工作。帮帮忙吧，大姐。”

“彭儒，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向中央反映的。”刘英说。

不久，张闻天同志回到延安后，以中央的名义给我父亲发了电报，要他们回延安。

显然，这是他们尊敬的刘英大姐对他们大力帮助的结果。我父母永 远也不会忘记她的关怀和帮助。

就这样，我父母亲一家三口人和钱希钩(毛泽民夫人)于1939年7月 间，由新疆迪化搭乘苏联专家的飞机先到兰州办事处。兰州办事处的负 责人伍修权同志接待了他们。稍事休息后，他们再乘汽车回到了延安。

他们由新疆回到延安时中央组织部部长是陈云同志。我父亲向他汇 报了根据苏区中央局决定他到白区去治病的情况。父亲于1940年6月写 了近2万字的《正人自传》交给中央组织部。陈云同志负责审査了我父 亲这两年在白区养病的经过情况和历史事实，并为我父亲写了书面结 论，党组织表示对他信任。1940年冬，中央决定成立陕甘宁边区中央 局，陈云同志通知我父亲说：

“中央决定你到边区中央局（后改为西北局）担任组织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