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母亲回忆，1933年春夏之间，当时宗派主义的中央执行左倾路 线，以博古为首的党中央在江西开展反对邓（小平）、毛（泽覃）、谢 (唯俊）、古（柏）的斗争，其主要矛头是对着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我 父亲陈正人也受到打击。只是因为他肺病严重，卧床不起，才没有把他 拉出去斗。但中共苏区中央局组织局局长五次逼他写声明书或口头检査 交代同毛泽东的关系。这些无理要求都被我父亲拒绝了。

母亲说，父亲患病期间，住在傅连晦院长开办的红军医院。与我们 今天的解放军301总医院或北京医院不同，这个红军医院分散在瑞金广 阔的农村。父亲住在离瑞金县城十多华里的潮陂头村外一座破旧的庙 里。这座庙，当地的老百姓称之为福主庙。庙的厅堂里只有一尊福主菩萨。厅堂两侧各有一间房，一间父亲住，另一间男护士和公务员住。庙 的周围有些闲地，他们种上了蔬菜，还养了十几只鸡。

当时，母亲在中央局妇委工作，想去看看严重患病的父亲，但组织 上不让她去探望。母亲十分牵挂父亲，对于组织上的阻挠感到十分不 解，但她只能服从组织安排。

后来，我母亲约李贞同志和刘素珠同志一起去看望过我父亲。

当她们来到潮陂头老庙时，我父亲非常高兴。他立刻告诉公务员赶 快去做饭，还杀了一只自己喂养的鸡，摘了自己种的菜。我母亲她们吃 了一顿可口的饭菜。在战争年代，这就算不错的了。

吃完饭后，母亲内心很想住一天再回去，以便和我父亲好好谈谈 心，要他好好休息养好病。但是，按组织规定母亲必须回去。于是母亲 对父亲说：

“我以后向领导请假来看你，你安心休养吧！”

当时，母亲不禁流下了眼泪，父亲的眼睛也红了。但由于纪律的约 束，母亲难舍难离地告别了父亲。她难过的心情是难以言表的。无奈， 母亲只好和李贞、刘素珠二位同志回到了妇委会。

由于王明路线的错误领导，中央苏区历时一年的第五次反“围剿” 失败了。中央根据地的逐步丧失，使得局势一天天地严重起来。

1934年秋，母亲在中共江西长胜县委担任宣传部长。突然，中央局 派了一名交通员来通知我母亲马上返回瑞金，随军行动。

母亲回到瑞金，看到许多人都在忙忙碌碌地收拾东西。看来确实要 有大的行动。

后来，母亲见到同她一起参加革命的嫂嫂吴仲廉，吴仲廉告诉她： “赶快去收拾行李，红军快要转移了！”

在红军即将转移时，罗迈同志要苏区中央局妇女部长李坚贞同志挑 选32个政治条件好、身体好的女同志参加远征，名单最后由中央审定。

这32个参加远征的女同志中，包括负责同志的妾子。我母亲彭儒是其中 的一个。

母亲就要远征了。这时，她下决心去看望我父亲和刚满一岁的我。

由于受到王明路线的打击，中央决定要远征时，竟然没有任何一个 人通知正在养病的父亲。

他和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人民委员会内 务人民委员即内务部部长的周以栗看到有的医院在转移伤病员，听到有 的战士说：

“红军要远征了。”

父亲和周以栗觉得形势可能很严重，便共同商量，决定到中央局去 要求随军远征。在红军出发前两三天，他们到中央组织局局长那里，要 求中央允许他们随军远征。但他们得到的回答是：

“你们没有资格随军队走，没有什么可以说的。”

现在的人们怎么也难以理解，一个在政治上遭到左倾路线打击的 人，连跟军队远征的资格也没有了。这个道理到哪儿去讲呀？

当时，父亲听说母亲随军队远征了，就向中央要求让我母亲留下来 在附近工作，以便有个照应。但是，这个合情合理的要求，也未得到允 许。他的心情痛苦极了，只好失望地离开了中央组织局。

远征之前，母亲步行前往父亲养病的那个村子潮陂头。她觉得无论 如何也得去看看年幼的我。

当母亲在奶妈家看到我时，刚满周岁的我，已能站在床前的踏脚板 上了。母亲抱着我亲了又亲，流着泪说：

“瑞生呀，妈妈要走了，要走得远远的。你要听奶奶和奶妈的话。 好好长大，长大了也当红军打白狗子。”母亲说着，泪水忍不住地往外 流，“好孩子，妈妈将来会回来看你的。”

奶妈也流着泪对我母亲说：

“同志嫂，你一定要把瑞生带走。白狗子来了，我们怎么办？要是 有个意外，我们对不住你们啊！”

幼小的我在一旁哇哇地哭着。

母亲恳求说：“我们马上就要远征了，这孩子不能带走。求求你们 把这孩子留下吧！你们把他养大，将来我们会报答你们的。”

母亲顺手把口袋里的五担谷子的条子塞给了奶妈，把她亲自为我织 的一件小毛衣也塞给了她，眼含泪水说：

“大嫂子，难为你们了，这孩子就托付给你们抚养了。”

母亲流着泪水，再一次抱起我亲了又亲。

然后，母亲把我送给了奶妈，难过地向村边的老庙奔去。

与我告别之后，母亲来到潮陂头村外的福主庙看望了我父亲。父亲 情绪低落，面容憔悴，一脸无奈的样子。母亲对他说：

“组织上决定我随军队远征，我不能照顾你了，你好好休养，多保 重。”母亲情不自禁地流下泪水说，“精神好些时，常到村子里去看看 瑞生。”

父亲伤心地说：“没有办法，我到中央组织局去要求远征，就是不 允许，我要求把你留下，也不同意。”他眼圈红红的，接着说，“你走 吧，一路多保重。只要死不了，终有一天会相逢。相信吧，严冬过去， 春天一定会到来的。”

他们俩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久久不愿松开。

母亲难过的流着泪水，告别了我的父亲。

远征开始了。好端端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就这样被王明左倾错误路

线给葬送了。八万多主力部队被迫转移。

作为一个下层干部，母亲实在不知道远征要到何处去。母亲所知道 的是，蒋介石调动了上百万的军队，把中央革命根据地层层包围起来 了。敌人日益逼近，为了保存实力，红军不得不做战略性的大转移。但 转移到哪里去，我母亲这些基层干部一片茫然。

董必武同志和徐特立同志负责分管随主力部队远征的32个女同志，而 每一个女同志则管两个挑夫，做他们的工作，让他们坚定地跟着部队走。

母亲随部队远征，到了于都县。前面遇到一条河流，没有桥，也没 有船，部队只好涉水过去。母亲也和大家一样，趟着水，走过了这条河 流。母亲几乎浑身都被河水浸透了。江西的十月，天气已是相当寒冷 了，身体被水一泡，冷得浑身发抖。过河后，我母亲便发烧了。她打摆 子I密、疤疾病），滓身发抖，一会儿冷，一会儿热，身体难受至极。

董老看见我母亲病得很重，便对我母亲说：

“彭儒，你发烧体温这么高，看来病得很重。明天我们就要走了， 组织上决定你回到苏区去。中央局陈毅同志还在苏区，陈正人同志也在 苏区，你会找到组织的。”

我母亲当时急得哭了起来。一是不愿离开部队，愿意跟着部队继续 远征：二是怕回去后找不到中央局。

“董老，你要我回去，我当然会服从组织的安排。但能不能找到组 织呢？”母亲将信将疑地说。

“能。”董老坚定地回答我母亲。

董老派民工用担架把我母亲抬回瑞金。在路上，我母亲碰到一个熟人，大概是陈潭秋同志，他对我母亲说:

“敌人很快就要逼近瑞金了，你怎么返回来了呢？”

在我母亲的一生中，无论处于什么情况，她都会坚定不移的遵守党 的纪律，服从组织的安排。她相信党，比相信亲生父母还要坚定。她相 信董老的话，回到瑞金一定会找到党组织的。

果然，当我母亲回到瑞金，就看见了她的老首长陈毅同志。当年， 她从湖南宜章县老家上井冈山时，就是跟随朱德、陈毅上山的。可以 说，他们是我母亲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当我母亲身患重病回到瑞金 看见陈毅同志时，感到他是一位可亲可敬的兄长，母亲好像回到了自己 家，顿时感到温暖，有了依靠。陈毅很快给我母亲找医生治病。母亲吃 了药，病很快就好了。 

父亲知道我母亲回来了，立即找人来看望我母亲。

不久我父母亲就见面了。

红军主力转移后，项英、陈毅负责留守中央苏区。陈毅要把老弱病 残人员安排好。他要这些人到白区或亲戚家里去休养或隐蔽。

母亲病好了以后，中央局分配我母亲在中共于都县委任宣传部长。 远征前，母亲曾在长胜县委担任宣传部长。母亲走了以后，则由邵 式平的妻子胡德兰接任我母亲的工作。

红军主力离开中央苏区不久，中央局通知陈正人和周以栗同志说： “情况十分严重，你们不能再在苏区治病了，必须立即化装潜往白区。”

当时，他们俩要求见项英同志，但项英不见。

后来，陈毅同志对他们表示了同情和安慰，并按照中央局的决定， 安排他们转移到白区去治病。我父亲当时希望介绍白区的党组织关系。

陈毅同志摇摇头，难过地说：

“白区党组织损失很严重，已经没有什么关系可以介绍了。”

后来，陈毅同志给我父亲写了两张条子，要他找金满城（是个文学 家），并说：

“到了白区，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找我哥哥和一个朋友。他 们是同情我们的，有困难时可以找他们帮助。”他还对我父母说：“鲁 迅和宋庆龄先生是同情我们党的，与党有联系，如果你们到上海能找到 他们，就有可能找到党的关系。你们到白区后，找到社会关系隐藏起 来。将来找到党的组织关系，离开组织这段时间，仍然计算党龄。”

我父母把陈毅写的两张条子，放进伞把里。后来，因为怕敌人发 ’现，无奈把这两张条子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