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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彭儒——从瑞金到延安的艰难历程

时间:2021-06-16来源:阅读:()

母亲在中央苏区工作了近五年的时间。她在瑞金留下了美好的回 忆,并怀着深深的眷恋。她常常对我们这些子女讲起她在瑞金的故事。

母亲说,瑞金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亦称红 都。它是江南美丽的县城,四面环山,静静的绵江河绕着县城的东南流 淌着,远处髙高的山顶上矗立着一座古老的塔,它的身影倒映在清澈如 镜的绵江河上。一座坚固的石孔桥,把县城南北连成一体。一棵棵高大 的樟树,散发着它们特有的清香。在县城的北面,有两个著名的村庄: 一个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各部门办公的所在地——叶坪; 一个是毛泽东等领导同志办公的所在地一沙洲坝。在县城的西面,是 毛泽东长征前夕住的地方,名叫云石山。

母亲说,20世纪30年代初的瑞金,聚集着中华民族的众多精英。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几乎都在这里生活过,战斗过。那时的瑞金,无 论是红军指战员还是平头百姓,都洋溢着高涨的革命热情,处处呈现出勃勃的生机。

母亲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先到兴国县,后到瑞金。到瑞金时,她才 17岁。那时,她很年轻,朝气蓬勃,干劲十足,不知道什么叫苦和累。 她说,同志们怀着崇高的理想,要打碎旧世界,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 有压迫的新社会,为了劳苦大众的翻身和解放,为了实现壮丽的共产主 义理想,大家不惜牺牲一切,甚至自己的生命。

1933年春到1934年秋,母亲在瑞金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妇女部委员和 妇女部书记李坚贞同志的秘书。母亲说,李坚贞同志是个活泼开朗、平易 近人的女性领导干部。协助她工作,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她当时很会编 山歌,在许多场合随编随唱,令人佩服。解放后,她成为省部级干部。

作为妇女委员,母亲的主要任务是发动妇女参加生产劳动和识字。 那时的瑞金妇女多数都是衷足的,加之传统的习惯,她们很少参加田间 地头劳动。可是,多数青壮年男子都参加了红军,因而无人种地,庄稼 活无人干。母亲说,为了生产能正常进行,我们就要动员妇女特别是大 脚妇女参加生产劳动。

母亲还说,那时的瑞金妇女,几乎都是文盲。为了提高她们的文化 水平和思想觉悟,我们还要组织她们识字学文化。当时学习条件很差, 没有笔没有纸。为了克服困难,母亲让大家拿着棍子在地上写字。就这 样,参加学习的妇女,都陆续脱盲了。

除此以外,母亲还要做扩红的工作。当时,中央组织局决定让我母 亲在瑞金下肖区担任扩红突击队队长。开始,她觉得这项工作十分艰 巨。后来,她与王首道同志千方百计地动员青壮年男子参加红军,保卫 土改的胜利果实,又耐心细致地做好家属的工作,让她们认识到“一 人参军,全家光荣”。母亲还教大家唱《十送红军》。母亲在90岁的时候,还仍然会唱这首歌曲。

母亲没有想到,经过反复动员,仅仅几天的功夫,就动员了几十个 人参军,在下肖区,除了老人、小孩以外,几乎所有人都参加了红军。 当时,母亲高兴极了!因她扩红任务完成得好,组织上奖给她一顶有红 五角星的八角帽。

在扩红的同时,母亲还组织群众慰劳红军。号召妇女打草鞋,把家 里的鸡蛋、红薯等食品拿出来慰劳红军。还编一些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 给红军演出。说起文艺演出,这可是她的强项。从湘南起义刚参加红军 时,她就当宣传员,刷标语、喊口号、演节目,样样干得欢。在井冈山 朱毛会师时,她在龙市临时搭的舞台上还演出过《葡萄仙子》呢。她一 边唱,一边跳,博得了红军指战员一阵阵掌声。在瑞金慰劳红军时,她 发挥自己的优势,把扩红和慰劳红军的活动搞得红红火火。

每个礼拜天,母亲都会到附近的村子里去帮助红军家属种地除草。

母亲和阿金(金维映同志时任中共干都县委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 组织科科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动员武装部副部长)是好朋友,经 常在一起工作。她们很谈得来,总是在一起说说笑笑。母亲说,阿金待 人和善可亲,爱说爱笑,真是讨人喜欢。那时,她是瑞金中心县委书记 邓小平的妻子。有一次,他们散步时要过一个比较高的木头桥,桥不稳 当,人一上去就上下左右晃动。阿金在过桥时有些害怕,吓得哇哇叫。 邓小平在另一头乐得哈哈大笑。我母亲对邓小平说:

“你去帮帮她走过来嘛。”

邓小平笑着说:“她会慢慢走过来的”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母亲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秘 书处工作,她和曾碧漪(古柏同志的妻子)担任大会秘书。她们每天负责将大会的各种文件刻成蜡板,再去印刷,忙得热火朝天。在中华苏维 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 泽东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从此,大家都称他为“毛主席”。对毛 泽东的这个称谓一直沿袭到现在,像我父亲等老一辈的同代人,都亲昵 地称毛泽东为“主席”。

大会选举了63人为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父亲陈正人是大会七个 常务主席之一,并被选为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在江西省苏维埃第一 次代表大会上,父亲被选为副主席,并任省苏党团书记。

现在,有一张广为流传的极为珍贵的相片,是我母亲彭儒和康克清 等六个女红军在一起照的相片。前排坐在地上右面戴军帽的人就是我母 亲彭儒(陈正人夫人),左面是曾碧漪(古柏夫人)。后排站立的四位女同 志从左至右依次是,康克清(朱德夫人)、钱希钩(毛泽民夫人)、周月林 (梁伯台夫人)、贺子珍(毛泽东夫人)。

母亲记得,有一个瑞金照相馆的摄影师在会上照了很多相,贺子珍 看见后招呼大家说:

“来来来,彭儒,克清,我们女同志也来照一张相吧!你看老毛他们都照了那么多了,也该轮到给我们照了。男女平等嘛!”

于是,她们六个人很快就摆好姿势,让摄影师拍下了这张永远值得 纪念的照片。

这是我所看到的母亲最早的一张相片。我母亲当时并没有得到这张相片,还是在“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1月,我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 发现后,请博物馆的同志翻拍放大后送给我的。母亲看到这张相片后十 分高兴,并且要我及时地把相片给了康克清、曾碧漪,还给李敏送了一 张,通过她转给贺子珍。

相片上这六个人,都先后离开了我们,母亲是最后同我们永別的老 红军。抚今追昔,我感慨万千。母亲虽然走了,但她的音容笑貌却永远 留在我的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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