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新青年》的创办

资产阶级革命派希望在辛亥革命后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为此，孙中山以西方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为蓝本，创立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并将其付诸实施。民国初年，内阁制、多党制、议会制等一套从西方学来的东西，也曾实行过。然而，“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1]。人们曾以为足以救亡、并能使中国起衰振弱的种种措施都尝试过，结果却都不能解决中国的任何实际问题。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不是包治中国百病的良药。辛亥革命的流产，曾使中国的先进分子陷入极度的苦闷和彷徨之中。原有的幻梦破灭了，中华民国的成立并没有给人们带来预期的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中国又一天一天沉入黑暗里”[2]。

袁世凯上台后，军阀势力继续利用封建思想禁锢人们的头脑，维护自己的统治。中国思想文化界出现了一股尊孔读经、复古倒退的逆流。社会上，孔教会、尊孔会之类组织纷纷出笼，它们利用社会上对辛亥革命后局势的失望情绪，诋毁共和制度，诽谤民主思想，要求定孔教为国教。与此同时，粗俗鄙陋、格调低下的文艺作品大肆泛滥，鬼神迷信之说广为流行。这些东西严重束缚着人们的思想，扼杀着民族的生机。

惨痛的教训促使人们对如何学习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进行反思。先进的中国人终于认识到，仅仅靠西方政治制度的移植难以救中国。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还要有文化的觉醒和思想的启蒙。

最先倡导并吹响思想启蒙号角的，是后来被誉为进步思想界的明星、“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的陈独秀。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一场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向传统的封建思想、道德、文化宣战的新文化运动。一年后，《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添加一个“新”字，不仅使其鼓吹新思想、新文化，启发新觉悟，造就新青年的主旨一目了然，而且给人以全新的感觉：起点新，内容新，目标新，形式新。该刊发表的李大钊的《青春》一文，不仅强调青年之青，而且强调一个“新”字，指出从精神上、思想上有新青年与旧青年之分，希望青年们站在时代前列，做一个有为的新青年。

《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有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高一涵、周作人、易白沙、吴虞等。《新青年》创刊时曾表示其宗旨不在“批评时政”，但这并不表明它不关心政治，实际上其作者明确认识到，他们在思想文化领域内所进行的斗争，是和政治密切相关的。他们反对旧思想、旧文化，实际上就是对旧政治的声讨。出于对辛亥革命失败的反思，他们不愿就事论事地议论现时的政治问题，而力图通过思想的启蒙促进政治的根本改革。

以《新青年》的出版为标志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使20世纪初的中国，开始经历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在这场激烈的思想文化斗争中，陈独秀表现得十分勇敢和坚决，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