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特点虽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但是，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的经济状况仍然发生了若干变化，特别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得到较大的发展。

辛亥革命后，军阀和官僚代替原来清王朝的皇室和贵族，成为全国最大的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和工业资本家也纷纷大量购买土地。随着这些新兴地主的出现，土地占有呈现更加集中的趋势。

民国初年，政府采取的一些鼓励垦荒的措施，刺激资本主义土地经营的发展，促使新式资本主义农场在辛亥革命前垦殖公司的基础上有了扩展。据有关资料统计，江苏、安徽、浙江、山东、河南、吉林、山西、察哈尔[1]八省区在1912年有农垦公司59家，资本为286万元；至1919年增加到100家，资本为1244万余元[2]。虽然这些农垦公司数量有限，而且在经营上仍带有较强的封建性，但是，近代资本主义因素毕竟开始冲破封建制度对农村经济的桎梏，在曲折的道路上艰难起步。这是中国农村经济的一种进步。

20世纪初叶，中国近代工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在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企业中，外国资本占绝对的优势。外国在华的商行垄断中国80%的出口贸易和几乎全部的进口贸易；在华的银行垄断中国的外汇，操纵对中国的政府借款和工商业投资，控制中国的财政、金融市场。帝国主义势力控制着中国的海关、90%以上的铁路和70-80%的内河航运轮船吨位数，垄断着全部远洋航运。它们的在华资本还控制中国的一些主要重工业部门，如煤、铁、电力等，在纺织、食品和卷烟等轻工业中，也拥有很大的实力。这种状况，在辛亥革命以后一直延续下来。

帝国主义各国还凭借由不平等条约获取的特权，竞相通过在中国的强制性投资，进行经济剥削和赤裸裸的掠夺。到1914年，各国在中国的资本总额达16.72亿美元(不包括庚子赔款)，比1902年的8.13亿美元(不包括庚子赔款)增长了一倍多，平均每年的投资增长额为7000多万美元。

在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企业中，本国资本包括官僚买办资本和民族资本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往往互相渗透和转化，但性质上又有区别。

官僚买办资本是依靠反动的国家政权和外国帝国主义势力而发展起来的，作为帝国主义垄断资本的附庸而存在。辛亥革命以后，官僚买办资本大力发展银行，走上了以银行为中心来扩张经济实力的发展道路。

民族资本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中小资本，同帝国主义势力联系较少，发展十分缓慢。辛亥革命后，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有了明显提高。南京临时政府不失时机地颁布许多有利于振兴实业的政策法令，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清政府时期束缚民族资本发展的障碍。与此同时，在革命势力活跃的上海、湖北、福建、广东、浙江等地，地方政府也制定一些保护民族工商业发展的政策，为民族资本的发展营造了有利的氛围。因此，民国初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办实业的热潮。

民国初年所掀起的振兴实业的热潮，是辛亥革命的硕果之一，体现了辛亥革命对解放社会生产力所起的积极作用。正是由于有民初所开创的民族资本发展的有利局面为其先导，又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中国民族工商业所提供的发展机遇，加之全国为反对“二十一条”而掀起的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运动的有力推动，使得1912年至1922年的10年间，民族资本发展的势头持续高涨，成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这一时期，中国民族工业无论从设厂数目、投资规模看，还是从增长速度方面看，都是其产生以来发展最快的一个时期。从1914年到1919年，民族资本共新设厂矿379家，平均每年63家，新投资本8580万元，平均每年1430万元，年平均设厂数和投资额均比此前19年间增长一倍以上。从1913年到1920年，民族产业资本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0.54％。民族资本在全国产业资本中的比重，由1913年的16%增至1920年的22%。

从行业看，民族资本在工业方面发展最快的是棉纺织业和面粉工业。此外，卷烟、火柴、水泥、榨油、造纸、制糖等业的发展也相当可观，制造业、矿冶业和轮船航运业也有较大发展。就地区而言，除上海外，天津的民族工业获得长足的发展。武汉的纺织、面粉、矿冶、航运等业也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中国民族资本的工业企业，大多数集中于以上海、天津、武汉和广州为中心的沿海、沿江通商大埠。

与民族工业资本的发展相适应，民族商业资本的发展也很快。据北京政府农商部统计：在全国，资本在10万元以上的商业公司，1914年有169家，1915年发展到206家，到1916年发展为220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最初几年，民族工业仍有发展，但是，随着西方列强卷土重来，外国资本的比重又迅速回升。1922年以后，中国民族工业开始出现危机，许多企业由于竞争不过外国资本的企业而停产歇业，有一些被外国资本吞并或控制。一些民族资本家在经营工业失败之后，转而从商业、金融业的投机中寻找出路，结果反过来又增加了工业的危机。这表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主义的束缚下，即使有偶然振兴的机会，最终还是不能得到充分发展。

就中国的经济情况来看，这时近代工业的发展水平还是很低的。1920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为159.28亿元，其中近代工业产值为9.88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6.2%，只有手工业总产值44.45亿元的22.2%。而且，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分布，在地区上极不平衡，绝大部分近代工业集中在沿海地区，特别是少数大城市。在民族工业中，主要是纺织、食品等轻工业比较发达，重工业极为薄弱，同时绝大多数企业规模狭小，资金短缺，技术设备陈旧，企业管理落后，不仅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而且对外国资本有很大的依赖性。

近代工业特别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引起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新变动，促进了新的革命力量的成长。辛亥革命后，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中国资产阶级有所发展的同时，中国无产阶级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无产阶级是以机器大工业为物质技术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中国无产阶级最早产生在19世纪中叶的外国在华企业中，随后又出现在19世纪60年代清朝官办的企业和70年代兴起的民族资本企业中。到1894年，中国近代产业工人约有10万人。到1914年，增加到100万人以上。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已达200万人以上。无产阶级日益成为近代中国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由于中国无产阶级不但是伴随着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而来的，而且首先是伴随着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经营的企业而来的，所以，中国无产阶级的一部分较之中国资产阶级的资格更老一些，它的社会基础也更广泛一些。

近代中国的无产阶级，除了产业工人这一主体之外，还包括与产业工人处于同等或类似地位、靠出卖劳动力生活、并与产业工人所从事的机器大工业生产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各种非产业工人，如手工业工人、苦力运输工人、农业雇工、商业和金融业的普通职工等，其总数估计约为4000万人左右。

中国无产阶级同各国无产阶级一样，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同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无产阶级只有通过革命，消灭一切人剥削人和人压迫人的制度，使全人类由阶级社会过渡到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社会，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所以，从阶级性上说，它是最富于革命的坚决性和彻底性的阶级。无产阶级也最富于组织性和纪律性，富于团结协作精神，最少保守思想，最具革新进取精神。在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各阶级中，无产阶级是一个最进步、最革命、最有远大前途的阶级。

中国无产阶级除具有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共同的特点和优点以外，还具有不同于一般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特点。

其一，中国无产阶级身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三重压迫，这种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国中少见的。中国工人劳动时间长，一般每天工作在12小时以上，有的长达16小时。在尽可能延长劳动时间的同时，中外资本家还经常采用提高劳动强度的方法，诸如增加劳动定额、加速机器运转等，来加强剥削，结果导致中国工人健康状况普遍恶化，有的竟被活活累死。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相比，中国工人工资水平低，劳动条件恶劣，而且缺乏人身自由和政治上的民主权利。各工矿企业还普遍保留着各种封建性的剥削制度和野蛮的管理方法，如包工制、监工制、包身工制、养成工制等，使工人的自由和权利受到种种限制。中国无产阶级在这种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下，生活极端困苦，社会地位低下，具有改变自己悲惨境遇的强烈要求。

其二，中国无产阶级的人数虽少，但由于近代工业的布局和结构不平衡，产业工人的绝大部分集中在沿海各省和水陆交通沿线的少数大城市和大型企业中。如上海、广州、武汉、天津、青岛等地，分别集中了十余万乃至数十万的工人。据1894年的统计，仅上海、广州、武汉三市的工人，就占全国工人总数的77％以上。产业工人这种集中的状况，加上广大非产业工人与之结合，有利于无产阶级的组织和团结，有利于在工人中传播革命思想和发展革命力量，从而便于在工人集中的大城市中，形成相对强大的斗争力量。

其三，中国无产阶级大多数出身于破产的农民或手工业者，因而他们能够充分了解劳动人民中占绝大多数的农民的痛苦和要求，便于发动和组织农民及其他劳动群众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建立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广泛的革命联盟。

中国无产阶级的这些优点和特点，必然使它成为近代中国一个革命性很强、特别能战斗的阶级。它从诞生时起，就没有间断过斗争。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环境中，中国无产阶级在进行经济斗争的同时，较早地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辛亥革命后，中国无产阶级随着自身队伍的壮大和罢工斗争的高涨，在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新思潮的影响下，迅速地觉醒并成长起来，并很快登上政治舞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领导责任，历史地落到中国无产阶级身上。

但是，中国无产阶级并不是一开始就能够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并发挥自身的革命作用的。由于生长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中国无产阶级自身难免带有一些弱点。它除了人数少之外，还受到封建的宗法思想、行帮观念、宗教迷信及其他种种封建意识和习俗的侵蚀，受农民小生产者的思想和习惯的影响较深，接受现代教育少，文化水平低，缺乏民主意识，等等。因此，无产阶级要充分体现和发挥自身的革命性，担当起中国革命的领导责任，还必须在先进思想的指导下，认清自己的阶级利益和历史使命，建立与农民、旧式手工业工人和江湖游民的组织截然不同的新的阶级组织形式――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和现代工会，从而由自在的阶级转变成自为的阶级。

注:

[1]旧省名。1914年设察哈尔特别区，1928年改设省。1952年撤销，所辖地分别划入河北、山西两省。

 [2]此处“元”指民国初年的银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