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后，在新思潮大量涌现、诸多学说流派争鸣斗胜的形势下，马克思主义以其高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逐渐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进步青年。

早在清末民初，一些来华的外国传教士、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就在报刊上对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理论作过零星的介绍。但他们对这一科学理论的了解和认识是非常肤浅和片面的，他们的介绍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4]十月革命后，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分子开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

李大钊是中国第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主张向俄国十月革命学习的先进分子。1918年，他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论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与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本质区别，指出：“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同法国大革命预示着世界进入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一样，俄国十月革命预示着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到来，是“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他在同一年写的《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5]两篇文章中，热烈地赞扬十月革命，指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历史的潮流。什么皇帝、贵族、军阀、官僚、军国主义、资本主义，“遇见这种不可当的潮流，都像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的飞落在地”。他满怀信心地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9年10月、11月，李大钊分两期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该文充分肯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称其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与以往一些文章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片断的、不确切的表述不同，李大钊的这篇文章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该文的发表，不但表明李大钊完成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而且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

除李大钊外，留学日本期间接触和研究过马克思主义的几位进步青年，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也起过重要的作用。李达于1918年在日本学习时，曾经阅读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一年后，他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先后发表《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等文章，指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不同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是不同的”[6]。从1919年秋到1920年夏，他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和《社会问题总览》三部著作，寄回国内出版。这些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的各个组成部分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对国内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杨匏安从日本回国后，于1919年10月至12月间连续发表文章，对各派社会主义学说的要点及其创始人的生平进行了介绍。他在同年11月至12月发表的《马克思主义》一文，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作了比较全面而简要的阐述。这是中国人所写的又一篇比较系统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此外，李汉俊回国后也发表了一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1919年7月和1920年9月，列宁领导的苏俄政府两次发表宣言，宣布废除沙皇政府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放弃在中国的特权[7]。苏俄政府对华宣言受到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而且也吸引更多的中国先进分子关注苏俄的内外政策。这对扩大十月革命在中国的影响和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在此前后，《新青年》、《每周评论》、《民国日报》、《建设》等一批报刊纷纷发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据统计，五四时期在报刊上发表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多达200多篇，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译文。这样集中地介绍国外的一种思想理论，在中国近代报刊史上是罕见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每周评论》在摘译《共产党宣言》第二章　的内容时，编者还加了这样一段按语：“这个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最重大的意见。他们发表的时候，是由1847年的11月到1848年的正月，其要旨在主张阶级战争，要求各地劳工的联合，是表示新时代的文书。”[8]

到这时，五四运动前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已发展成为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中心的思想运动。有人描述这种情形说：“一年以来，社会主义底思潮在中国可以算得风起云涌了。报章杂志底上面，东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西也是讨论鲍尔希维主义(即布尔什维主义――引者注)；这里是阐明社会主义底理论，那里是叙述劳动运动底历史，蓬蓬勃勃，一唱百和，社会主义在今日的中国，仿佛有‘雄鸡一鸣天下晓’的情景。”[9]

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过程中，中国南北方各形成了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北方是北京，南方是上海。在北京，1920年3月，由李大钊主持，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著名的“亢慕义斋”(“亢慕义”为英文Communism的音译，意为“共产主义”)就是这个研究会的办公室和图书馆。在上海，陈独秀等于1920年5月发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两个中心，先后同湖北、湖南、浙江、山东、广东、天津和海外一批受过五四运动深刻影响的先进分子建立联系，从北京、上海分别向各地辐射，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还有一条特殊的渠道和一支特别的队伍――五四运动前后出国勤工俭学的青年知识分子。从1919年初到1920年底，全国各地赴法国勤工俭学的青年就有1600多人，还有一些人去了英国、德国和比利时。这些有志于改造中国的进步青年，直接接触到产生马克思主义的欧洲社会，在那里认真学习和探求真理。他们到工厂做工，亲身体验工人阶级的生活，思想感情逐渐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许多人经过反复的比较和推求，最后作出自己的抉择，走上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中的一些人还通过通信等方式，向国内思想界传播马克思主义。同时，一些原来由学生和华工组成的以“工读”、“互助”等为信条的勤工俭学组织，也转向信仰共产主义。其中在勤工俭学励进会的基础上成立的工学世界社，于1920年12月底召开大会，表示要以马克思主义和实行俄国式的社会革命为宗旨。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先进分子比较详细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各组成部分的主要观点。在唯物史观方面，他们介绍了社会的发展根源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矛盾运动等观点。在阶级斗争学说方面，着重阐释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定义，阶级的划分和阶级之间的斗争是基于经济利益的不同的观点，以及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无产阶级必须掌握政权，建立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等基本思想。在剩余价值理论方面，着重围绕资本的本质，介绍了剩余价值是资本家通过生产过程无偿占有工人劳动的一部分，是对无产阶级的剥削，是资本积累的重要组成部分等观点。此外，中国先进分子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描述也进行了介绍。

中国先进分子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各个组成部分的观点及其相互之间联系的介绍，使人们对这一科学理论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同时，他们又认真地把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思潮进行比较，使人们认识到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他们的介绍和传播，引起了中国思想文化界特别是进步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极大兴趣。

中国先进分子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明显特点，是他们传播的主要目的不是单纯为探求学理，不是在玩弄新的词藻，而是为了正确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认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为担负起改造中国的历史使命在寻求和掌握革命的科学理论。因此，他们特别重视传播阶级斗争和社会发展的学说，并把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看作是联系马克思主义其他原理的一条“金线”。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条件直接阅读外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没能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和研究中国的实际情况，因而存在着理论准备不足的弱点，但他们在学到马克思主义一些基本观点后，就积极投身到实际斗争中去，努力用这些新观点观察和分析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他们深入到工厂、农村进行社会调查，了解民众的疾苦，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而广泛的传播，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创建准备了思想条件。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成长

五四时期是中国先进分子思想发生急剧变化的时期。经过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以及“与劳工为伍”的实践，一批先进分子相继从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在这批先进分子中，李大钊在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

初期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陈独秀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逐渐否定过去信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开始转向科学社会主义，并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1919年12月，他在《告北京劳动界》一文中指出，18世纪以来的民主，是资产阶级向封建阶级作斗争的旗帜；20世纪的民主，乃是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旗帜。陈独秀过去主张仿效欧美，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时抛弃了这种主张，认为“共和政治为少数资本家阶级所把持”，“要用它来造成多数人幸福，简直是妄想”。1920年5月，他在上海积极组织工人举行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集会。9月，他发表长篇论文《谈政治》，指出：“若不经过阶级战争，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底时代，德谟克拉西(即英文Democracy之音译，意为‘民主’――引者注)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底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底利器。”“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这些言论和活动表明，他已经把立足点移到无产阶级一边，主张改造中国必须走马克思主义指引的道路。

毛泽东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由激进民主主义者逐渐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1918年4月，毛泽东与蔡和森等人在长沙发起组织新民学会，从事革命活动。同年，他在第一次北京之行期间，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思想影响。五四运动后，他主编《湘江评论》，热情歌颂十月革命，认为这个胜利“必将普及于全世界”，“我们应当起而仿效”。1919年12月他第二次到北京，热心阅读关于十月革命的书籍和马克思主义著作。1920年4月，他从北京到上海，一直逗留到7月，同陈独秀探讨马克思主义以及如何开展湖南的革命活动等问题。在北京和上海这段时间里，毛泽东的思想迅速发生变化。到1920年冬，他从理论到实践上已成长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周恩来在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从日本回到天津，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和《觉悟》，以宣传群众，指导天津的学生运动。他作为天津学生的代表，两次进京请愿，与北京学生一起进行斗争。1919年9月，他发起成立觉悟社，介绍和研究新思潮。在1920年1月29日为抵制日货所进行的请愿斗争中，他遭到反动当局的逮捕。在被拘留期间，他向难友们作了五次介绍马克思学说的讲演。其内容有：马克思传记、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阶级斗争史等。1920年11月，他前往欧洲留学。通过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实地考察，经过对改造社会的各种学说的比较和选择，他也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董必武、林祖涵、吴玉章等一批先进分子，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实践，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最终抛弃旧的主张，同样实现了思想上的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在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李达、邓中夏、蔡和森、杨匏安、高君宇、恽代英、瞿秋白、赵世炎、陈潭秋、何叔衡、俞秀松、向警予、何孟雄、李汉俊、张太雷、王尽美、邓恩铭、张闻天、罗亦农等一大批先进分子，先后走上无产阶级革命道路，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在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促进青年学生的思想转化方面，五四时期的进步社团起了重大的作用。五四运动前后，各地新生的社团如雨后春笋一般发展起来。据不完全统计，1919年仅北京一地登记在册的社团就有281个，1920年又有所增加。这些社团大都受到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以弘扬民主和科学为己任，以改造社会为宗旨，积极研究和宣传新思想。它们摆脱中国旧式会党的组织方式，实现了在传播新思潮基础上的联合。由于信仰的不同，对中国社会认识的不同，人员构成的不同等原因，众多的社团后来发生了分化，其成员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并深入工人群众的过程中，在参加反帝反军阀的实际斗争中，不断地砥砺自己，一步步地成长起来。这样，就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创建准备了干部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