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争取自身解放的理论武器。这一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开始同工人运动相结合，引起帝国主义者和封建军阀的极端恐惧。他们给它加上“过激主义”等罪名，竭力阻止其在中国的传播。北洋军阀政府和各省的军阀统治者都曾发布命令或张贴布告，要求“严防”和“查禁”“过激主义”，并查封不少进步报刊，但这并未能阻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五四运动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新文化运动的阵营逐渐发生分化，出现了要不要马克思主义、以什么主义改造中国社会的激烈论争。

以胡适为代表的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曾在五四运动前的新文化运动中起过一定作用，但他们不愿意看到新文化运动发展为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运动。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劝说人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并嘲讽“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胡适反对人们谈论各种主义，实际上是在这种说法之下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宣扬改良主义，宣扬中国不需要经过革命就能够解决他所说的一个个问题。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不承认事实上存在着社会阶级斗争才有这种学说的产生。他后来自己承认，发表这篇文章的目的，是让人不要被马克思、列宁“牵着鼻子走”[10]。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中国问题要“根本解决”的主张，是“自欺欺人的梦话”。

针对胡适的观点，李大钊于1919年8月撰写《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进行批驳。他声明：“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他指出：宣传理想的主义与研究实际的问题“是交相为用的”，“是并行不悖的”。一方面，研究问题必须有主义作指导。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社会上多数人的共同运动，而要有多数人的共同运动，就必须有一个共同的理想、主义作为准则，因此，谈主义是必要的。不宣传主义，没有多数人参加，不管你怎样“研究”，社会问题永远也没有解决的希望。另一方面，“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而“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

针对胡适反对“根本解决”的改良主义主张，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阐明了中国问题必须从根本上寻求解决的革命主张。他指出：“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庭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没有生机的社会，“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针对胡适反对阶级斗争的观点，李大钊强调：阶级斗争学说是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内容，要解决经济问题，就必须进行阶级斗争，进行革命；如果不重视阶级斗争，“丝毫不去用这个学理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

这场“问题”与“主义”之争，实际上是一次中国需要不需要马克思主义、需要不需要革命的论争。它在其他一些团体内也进行过，在不少出版物上也有反映。许多进步青年撰文支持李大钊的观点，但赞同胡适或者具有类似观点的人也为数不少。在这场论争中，李大钊和各地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依据他们的认识水平，论证了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的需要，阐述了对中国社会进行一次彻底革命的必要性。这对于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推动人们进一步探索如何改造中国社会起了积极的作用。

继“问题”与“主义”之争后，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间，还发生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于中国国情的论争。1920年，张东荪在陪同来华讲学的英国哲学家罗素的过程中，发表文章，对罗素劝告中国“暂不主张社会主义”，当务之急是“开发中国资源”、发展实业的言论表示十分信服。梁启超于1921年2月撰文，支持张东荪的观点，反对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他们认为：中国经济落后，大多数人民无知识，“绝对不能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也不能建立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只可“冷静研究”，连宣传“亦可少做”，否则就是制造“伪劳农革命”。与胡适不同，他们并不否认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压迫是中国落后的根源，但他们认为：中国唯一的病症是穷，救治的办法是用资本主义的方法发展实业。他们自称信奉基尔特社会主义[11]，赞成社会主义理想，但又断言中国必须依靠“绅商阶级”来发展资本主义。张、梁两人提出的发展实业、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张，虽然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但他们只是消极静待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并不明白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下，中国资本主义无法获得正常的充分的发展，只有通过革命的手段，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实现国家独立和人民民主，才能充分发展实业和达到国家富强的道理。他们抱着恐惧的心情，极力反对在中国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和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这是错误的。

陈独秀、李大钊、李达、蔡和森等人纷纷著文，反驳张东荪、梁启超等人的言论。他们指出，中国经济虽然落后，但无产阶级的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不但遭到本国资产阶级、地主的压迫和剥削，而且遭到国际帝国主义的残酷掠夺和压迫，有强烈的革命要求，“革命之爆发乃是必然的趋势”。中国遭受外国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的现状，“除了中国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改变生产制度，是无法挽救的”。“中国劳动(农工)团体为反抗资本家资本主义而战，就是为保全中国独立而战。只有劳动团体能够达到中国独立之目的”[12]。在中国，结合共产主义信仰者，组织巩固的团体，建立共产党，不仅有必要，而且有条件。他们还指出：中国必须发展实业，但要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状态，出路在于社会主义。“今日在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13]。他们对基尔特社会主义进行了批判，指出用“温情主义”的社会政策来“矫正”资本主义的弊病，只不过是一种改良主义的幻想。

这场论争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从本质上说，这是一次关于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实行社会革命还是实行社会改良和需要不需要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论争。以提倡基尔特社会主义为名而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的人们，既无法说明在中国当时条件下如何实行基尔特社会主义，又无法抹煞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下资本主义不可能在中国发展起来的事实。他们在马克思主义者的有力回击下，只能败下阵去。

在这场论争中，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把握了时代前进的方向。他们运用刚刚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剖析了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矛盾；揭示出资本主义最终必将在矛盾激化中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肯定中国的出路只能是社会主义；强调要改造中国社会，必须建立共产党组织。这些观点是正确的。但是，他们在论争中也有弱点，如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还缺乏科学的认识，主张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他们没有看到在中国社会经济十分落后的情况下，民族资本主义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的发展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有益的。他们不懂得张东荪、梁启超等人的错误不在于说中国现时还不能实行社会主义，而在于认为既然不能马上实行社会主义，就不需要社会主义者，不需要社会主义思想，不需要成立共产党。为反驳这种观点，只是斥责资本主义的弊病，声讨资本主义的罪恶是不够的，还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国情作深入的分析，研究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提出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具体主张。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这些不足，随着革命实践的发展逐步得到了解决。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反对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时，还批驳了在中国有很大影响的无政府主义。

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众多的国家，大批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满现状，具有反抗旧的社会制度的愿望。无政府主义以革命的面貌出现，很适合他们的口味。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在青年知识分子中流传很广。无政府主义者在揭露和批判封建军阀的专制统治方面，在帮助人们了解十月革命和新思潮的过程中，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他们反对一切国家和一切权威，反对一切政治斗争和暴力革命，并在反对中国反动政权的同时，把攻击的矛头指向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他们企图超越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鼓吹在社会革命后立即实行“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他们提倡个人主义，主张绝对自由，反对任何组织纪律。这种思想在青年知识分子中起着很大的消极作用。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马克思主义者围绕着革命的形式、国家的本质等问题，对无政府主义进行了严肃的批判。他们阐明无产阶级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用暴力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们论证无产阶级国家同剥削阶级国家的本质区别，指出对于封建贵族、资产阶级的国家必须彻底推翻，而对于无产阶级专政则必须巩固和加强，这是由资本主义通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道路。马克思主义者既肯定无政府主义者的革命积极性，又批判他们在国家问题上的糊涂观点，指出这种糊涂观点只能使他们在革命中走入歧途。马克思主义者还批判无政府主义者在分配问题上的平均主义思想，并着重驳斥他们的“绝对自由”的主张。他们指出，在人类社会中，自由总是相对的，所谓“绝对自由”是根本不存在的。

这次批判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斗争，规模较大，除在《新青年》、《共产党》等刊物上进行外，还在一些社团和进步青年中展开。许多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的青年知识分子是进步的，是有强烈的革命愿望的。他们的错误是在探索过程中的认识上的错误。经过这场论争，除少数无政府主义者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外，大多数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青年抛弃这种错误思想，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

五四时期发生在马克思主义者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论争，是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的第一场交锋，在中国思想领域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论争过程中，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以坚定不移的信念，勇敢地拿起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武器，批驳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种种错误思潮，一步一步地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一批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立志改造中国社会的进步青年，经过这场交锋，已初步感受到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的科学性和真理性，认清了科学社会主义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之间的本质区别，认识到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能达到救国救民和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的目标。他们在确立自己的人生信仰和选择何种“主义”来改造中国社会的过程中，经过反复比较，最终抛弃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选择科学社会主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并迅速投入到宣传马克思主义，与工人群众相结合和创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行动中去。

注:

[1]《瞿秋白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4、35页。

[2]《瞿秋白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5页。

[3]存统：《“工读互助团”底实验和教训》，《星期评论》第48号(劳动纪念号)，1920年5月1日。

[4]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5]Bolshevism,即布尔什维主义。

[6]李达：《什么叫社会主义》(1919年6月)，《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页。

[7]苏俄政府后来并没有将宣言中的承诺全部付诸实施。

[8]《每周评论》第16号，1919年4月6日。

[9]《近代社会主义及其批评》，《东方杂志》第18卷第4号，1921年2月25日。

[10]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1930年11月27日)，《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卷5，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645页。

[11]基尔特社会主义来自英国，它认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需要的，依靠职工的行会组织就可以改变资本主义国家的性质。这是一种借社会主义之名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欺骗工人阶级的思想。基尔特是英文Guild的译音，意为“行会”。

[12]《独秀复东荪先生底信》(1920年12月)，《新青年》第8卷第4号。

[13]李大钊：《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1921年3月20日)，《评论之评论》第1卷第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