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四大前，共产党人已在不同程度上对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进行过探讨。四大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但对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严重性和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途径还缺乏认识。

在五卅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又一次充分显示了自己的力量，而资产阶级在五卅运动中却充分表现出它的两面性。随后，国民党右派又加紧了对革命势力的进攻。这些事实，使共产党人进一步认识到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重要性。陈独秀在总结五卅运动的经验时指出：“五卅运动固然是各阶级联合的民族斗争，然而实际上和帝国主义直接抗争的，乃是上海、香港、汉口、九江、南京、青岛、天津、焦作等处的罢工工人，其他各界人士不过是工人阶级之声援罢了”，因而，“我们固然不能夸大的说中国工人已是现时中国革命之唯一的势力，而却不能不承认他是一种重要的可靠的力量”[9]；而资产阶级“那妥协犹豫的态度，已足够帝国主义者及军阀乘虚而入了”[10]。刘少奇指出：“工人阶级在‘五卅’反帝国主义运动中牺牲为最大，主张最为急进，奋斗最能坚持，力量亦表现得非常伟大。在各种奋斗事实中，足以证明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领导地位，是确凿不移的。”“中国资产阶级本来受帝国主义与军阀压迫，他们有参加国民革命之可能，但资产阶级参加国民革命终究是妥协的，不能彻底的。”[11]瞿秋白认为，五卅运动中资产阶级软弱退让，使罢工斗争遭受挫折，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小资产阶级的犹豫畏怯，足以“证明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取得指导权之必要”[12]。

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问题上，共产党人提出一个重要观点：这种争夺不能局限在群众运动方面，还应当重视政权问题。邓中夏明确指出：“我们对于国民革命，即为了取得政权而参加的”，但是“政权不是从天外飞到我们工人手中的，是要我们从实际政治斗争中去一点一滴的以至于全部的取得”。他特别强调：“政权我们不取，资产阶级会去取的”；只有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地位与势力日见增长与巩固，才能“防范资产阶级在革命中之妥协软化，并制止其在革命后之政权独揽”，给将来建立工人政府“预为准备”[13]。周恩来指出：“工人是国民革命的领袖，要领导农人兵士而为工农兵的大联合，共同来打倒帝国主义。”[14]1926年7月，在国民党新老右派加紧反共的严峻形势下，党的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议决案》中指出：“我们在国民革命中的策略，应当更加明确规定：一方面我们的党应当更加加紧在政治上表现自己的独立，确立自己在工人及多数农民中的势力，取得革命化的一般民众中的政治影响；别方面组织这些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潮流而集合之于国民党，以充实其左翼，更加以无产阶级及农民的群众革命力量影响国民党，――这样去和左派国民党结合强大的斗争联盟，以与资产阶级争国民运动的指导。如此才能保证无产阶级政党争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这些论述说明，在事实的教育下，中国共产党人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认识比过去有所深化，已经从一般地谈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进到如何在国民党内部取得政治指导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