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作为中国革命主要斗争形式的武装斗争问题，这时党在认识上也有新的进步。此前，共产党人批评国民党专做军事工作而忽视民众运动，但自己却往往专做民众运动而忽视军事工作。在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党开始注重开展兵运工作和加强对军阀部队的宣传工作，以促进其分化，使一部分人倾向革命。1925年6月，周恩来在东征回师途中讲演时指出，军队是工具，“压迫者拿这工具去压迫人”，被压迫阶级“也可利用这工具去反抗他们的压迫者，推翻压迫者的势力”；就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而言，“军队便是实现我们理论的先锋!”[15]

党也初步认识到武装工农的重要性。省港大罢工开始后，共产党人看到工人纠察队在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认为它是中华民族反帝国主义的先锋队。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讨论了武装工人阶级的问题，提出要“有组织的去预备武装工人阶级中最勇敢忠实的分子”。

关于武装斗争和革命军队在国民革命时期的重要性，瞿秋白在《中国革命中之武装斗争问题》一文中，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他指出：中国人民已经以示威、抵制、罢工等方式进行斗争，“但是，从‘五四’、‘二七’、‘五卅’、‘三一八’和广州战争直到现在，革命的波澜旋起旋落地昂然前进，运用这种种斗争方式，已经到了武装直接决战的准备时期，已经到了将近决死战争的时机”。“尤其在这一时期，革命战争是主要的方式”，其他方式都是直接的或间接的做革命战争的准备。瞿秋白指出：“中国国民革命里极端需要革命的正式军队”，草创的民间武装和民间的武装暴动，始终难以战胜强大的敌人，必须编制和训练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群众组成正式的革命军队。他说：“政治上以革命民众的政党为主体，军事上以正式的革命军队为主体，从事于革命的作战，……而后中国平民才有彻底解放的希望”。这是党内早期专门论述武装斗争问题的文章，它不仅为即将开始的北伐战争作了舆论鼓动，而且为后来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作出了开拓性的理论贡献。

以上几个方面的论述，初步构成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革命的基本思想，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争取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斗争，推翻以军阀政权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和大买办、大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建立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在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历史条件下，民族资产阶级企图领导这个革命达到胜利，建立资产阶级专政，是行不通的；这个革命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将为中国走向社会主义革命准备条件。这些思想，是当时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重要成员分别在各自的探索中提出的，虽然还有不确切、不完备之处，彼此间的认识也不尽一致，然而，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努力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宝贵成果，对于后来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具有重大的首创意义。

注:

[1]蔡和森：《中国革命运动与国际之关系》，《向导》第23期，1923年5月2日。

[2]毛泽东：《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1925年冬)，《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25页。

[3]瞿秋白：《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国民党右派与国家主义派之分析》，《新青年》月刊第3号，1926年3月25日。

[4]《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1925年1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37页。

[5]瞿秋白：《北京屠杀与国民革命之前途》，《新青年》月刊第4号，1926年5月25日。

[6]瞿秋白：《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原载《反戴季陶的国民革命观》，《向导》周报社1925年版。

[7]守常：《土地与农民》，《政治生活》第62―67期，1925年12月30日―1926年2月3日。

[8]独秀：《第二次和第三次劳动大会之间的中国劳动运动》，《向导》第151期，1926年5月1日。

[9]独秀：《第二次和第三次劳动大会之间的中国劳动运动》，《向导》第151期，1926年5月1日。

[10]独秀：《军阀及资产阶级在上海民众运动中之影响》，《向导》第126期，1925年8月18日。

[11]刘少奇：《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与职工运动方针》(1926年5月5日)，《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页。

[12]瞿秋白：《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中国革命史上的1925年》，《新青年》月刊第3号，1926年3月25日。

[13]中夏：《劳动运动复兴期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国工人》第5期，1925年5月。

[14]周恩来：《政治报告――在省港罢工工人代表第六次大会》(1925年7月31日)，《工人之路》特号第37期。

[15]周恩来：《军队的性质和组织》(1925年6月2日)，《周恩来军事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