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伐前的形势

北方反奉斗争的失败与两广统一

五卅运动使中国革命形势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社会各阶层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憎恨更加强烈，渴望结束已经持续十多年的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的黑暗局面，实现国家的独立和统一。人们把越来越多的同情和期待转向南方的广州国民政府。

南方和北方的实际状况，此时也形成鲜明的对照。在南方，广东革命根据地统一后，革命潮流继续高涨。尽管潜在的逆流已在发展，但还没有表面化。广州国民政府在全国的地位和影响继续增强。在北方，各派军阀势力之间不断冲突，反动统治的危机在加深，人民革命的力量在增长。

这时，奉系已取代直系成为北洋军阀中占支配地位的势力。张作霖同段祺瑞相勾结，操纵北京政府，不仅排斥冯玉祥的国民军，而且将势力向南扩张到长江流域的苏、皖等省，加剧了同直系军阀的利害冲突。1925年10月，控制浙江的孙传芳，纠合福建、江西、江苏等省的地方军阀，自任浙闽皖苏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发动反奉战争，很快把奉军驱赶出苏、皖两省。吴佩孚也东山再起，在汉口以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名义反奉。

中国共产党决定利用反奉战争的有利形势，积极推动人民群众进行反奉倒段的斗争。1925年冬至1926年初，北京、上海、南京、汉口、开封等地相继爆发反对奉系军阀和段祺瑞政府的群众示威活动。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在《对反奉战争宣言》中认为：“现在因压迫爱国运动而反奉的空气比去年反直的空气浓厚百倍，普遍而且深入一切民众中，从工人农民学生小商人以至一部分大资产阶级，几乎全体国民都站在反奉方面。”

全国反奉运动的高涨，促使奉军内部发生分裂。在李大钊的推动下，奉军将领郭松龄与冯玉祥达成联合反奉密约。1925年11月23日，郭松龄在滦州通电反对张作霖，将所部改称东北国民军，迅速回师占领山海关、锦州、新民等地，直逼沈阳。张作霖措手不及，处境岌岌可危。这时，日本帝国主义者以取得在东北的更多特权为条件，出兵援救张作霖，致使郭松龄于12月24日兵败被杀。北方的反奉斗争形势急剧逆转。

冯玉祥的国民军原来控制着热河、察哈尔、绥远、河南、北京及直隶部分地区。在郭松龄倒戈时，冯部又进占天津等地，势力进一步扩展。为了对付倾向革命的国民军，在英、日帝国主义者策划下，吴佩孚停止反奉，与张作霖结成所谓“反赤”联合战线，集中力量对付国民军。1926年1月，直军、奉军分别从湖北、山东出兵进攻国民军，不久占领河南、直隶。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被迫通电下野。

3月12日，日本派遣军舰掩护奉军舰队进攻天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国民军予以正当还击。日本方面竟纠合英、美、法等八国公使，以维护《辛丑条约》为借口，向北京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各帝国主义国家的20余艘军舰群集大沽口，公然施行武力恫吓。

为抗议帝国主义者的霸道行径，在中共北方区委和国民党北京执行委员会的领导下，北京各界群众约1万余人于3月18日在天安门前举行反对八国通牒示威大会。李大钊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共产党员王一飞是三个总指挥之一。会后，当数千人的请愿队伍到达段祺瑞执政府门前时，卫队向群众开枪，造成死47人、伤199人的惨案。军阀政府还下令通缉领导示威的李大钊和国民党左派徐谦等人。

全国人民为三一八惨案愤怒声讨段祺瑞，驻北京的国民军第一军鹿钟麟部于4月9日驱逐段祺瑞，推倒执政府。但这时奉直联军已进逼北京。4月15日，在奉直联军猛攻下，国民军撤离北京，退往南口。国民军的失败，使北方局势更加恶化，广大人民越来越把希望寄托于广州国民政府。华北、华中地区的国民党地方党部和革命群众团体，纷纷致电或派代表到广州，要求国民政府出师北伐。

这时，广州国民政府的力量也有了进一步增强。广东革命根据地统一后，刚刚控制广西的李宗仁、黄绍?f等在1926年2月宣布接受广州国民政府的领导。3月，两广统一会议在广州召开，通过两广统一方案，决定广西省政府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广西军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两广财政受国民政府直接监督。两广的统一，使广东革命根据地进一步扩大，力量明显加强。同时，湖南军阀赵恒惕部下的师长唐生智，也秘密派代表赴广州，表示倾向国民政府。3月，唐生智举兵驱赵。5月，国民政府将其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任命唐生智为军长兼北伐前敌总指挥。6月，正式宣布建立湖南省临时政府，唐生智任省长。两广统一和唐生智反赵，为国民革命军大举北伐创造了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