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共产国际和中共领导人的妥协退让

帝国主义的干涉与革命阵营内部矛盾的表面化

北伐战争开始以后，革命势力迅猛发展和北洋军阀势力分崩离析的局面，是帝国主义列强始料未及的。这时，帝国主义列强已度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危机，处于相对稳定时期，因而它们能以较多的力量来干涉中国革命。但由于列强之间为争夺在华利益又存在着尖锐的矛盾，所以，它们采取的政策和干涉手段在开始时不尽一致。

英帝国主义者是武力镇压中国革命的急先锋。1926年9月，北伐军胜利推进到长江流域时，英国军舰凭借不平等条约获得的内河航行特权，游弋于长江水面，屡肇事端。9月5日，英舰借故公然炮击四川万县(今重庆万州)城，酿成千余家民房店铺被毁、死伤1000余人的万县惨案。1927年1月，北伐军向长江下游推进时，英国又提议由英、美、日、法四国出兵，实行联合武装“保卫上海”。这时，各国纷纷增兵中国。在上海及长江一带，共有外国军舰60余艘，集结在上海的外国军队共2万余人，造成武力威胁中国革命的严重局势。

不过，帝国主义者也懂得，正在急剧高涨的中国革命潮流不是用直接出兵就可以轻易平息的。他们越来越重视采用分化革命统一战线的新策略。美、日帝国主义者看到，控制国民党军政大权的蒋介石是一个可以拉拢的对象。1926年11月，美国的一家报纸著文指出，蒋介石指挥的军队取得成功后，外国在华利益不会受到损失。1926年底，日本外相币原派外务省条约局局长佐分利贞男前往汉口、南昌活动，并会见蒋介石。佐分利向币原报告：在南昌和武汉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今后裂痕将日益明显。1927年1月，日本驻九江领事江户在庐山会见蒋介石时，蒋明确表示，他非但不打算废除不平等条约，而且将尽可能尊重它们。江户向币原电告后，币原判断蒋介石是国民党内“稳健派”的首领，认为对中国革命实行分化的政策比直接出兵干涉更为有利。在各国驻北京使馆召开的秘密会议中，英国方面接受美、日的意见，也开始考虑改变对华政策，赞成对蒋介石采取拉拢手段，以促使革命阵营早日分裂。

随着政治、军事形势日益有利于南方，许多地方军阀纷纷同北伐军联络，准备投靠国民政府，换上国民革命军旗号。一批批官僚、政客、买办也同国民党上层拉关系，准备改换门庭，混入革命阵营。原来依附北方反动势力、同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双方都有密切关系的政学系[1]官僚黄郛、张群等人联袂南下，在蒋介石身边施加影响，因而此时有“军事北伐，政治南伐”的说法。

正是在这种复杂微妙的背景下，南方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冲突进一步发展，爆发了所谓“迁都之争”。本来，随着北伐军势力扩展到长江流域，偏处广州一隅的国民政府，显然已不能适应指导全国革命运动发展的需要。就是蒋介石也一再提出将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迁往武汉。1926年11月19日，他致电广州提出：“中央如不速迁武昌，非政治、党务不能发展，即新得革命根据地亦必难巩固。”[2]11月2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正式决定将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从广州迁往武汉，并决定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分两批前往武汉，广州国民政府随即停止办公。12月10日，第一批委员经南昌到达武汉。12月13日，在武昌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暨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由已经到达武汉的委员(包括宋庆龄、孙科、宋子文、陈友仁、徐谦、吴玉章、邓演达、董必武等)组成，以徐谦为主席，鲍罗廷为总顾问，暂时代行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最高职权。但是，原来主张迁都武汉的蒋介石，这时却改变主意，要求把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到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大本营所在地南昌，以便置于他的直接控制之下。1927年1月3日，他公然阻挠途经南昌去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的第二批人员，并于1月5日发表通电，宣布“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暂驻南昌”。这样就形成南昌和武汉公开对峙的局面。

此时，蒋介石集团仇视和压迫工农群众的面目也日益公开化。在广东，北伐出师不久，他们就宣布禁止罢工，并指使工贼破坏工人运动；支持、纵容各地驻军和地方长官，勾结地主民团和土匪武装，联合向农民协会进攻，迫害农会干部和农民群众。他们对两湖和江西的工农运动也极力限制，加紧排除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在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和南昌、九江市党部以及群众团体内的领导，夺取这些地方的党政领导权。

不过，蒋介石这时还没有下决心同共产党决裂。他虽然已控制江西，但实力仍然有限，还需要利用北伐的名义，趁势继续向长江下游进军，占领江苏、浙江和上海、南京一带。这对蒋介石来说，是生死攸关的一着。因为这一带是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最集中的地区，是江浙财阀的大本营，是全国税收最多的富饶地区。占领这一带，就可以直接取得帝国主义势力和江浙财阀的大量援助，取得源源不断的巨额税收，还能收罗数量很大的北洋军阀残余部队和其他反动势力。这样，他就可以大大地加强自己的势力，同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工农革命力量决裂。

1927年春，蒋介石集团压迫共产党和工农革命力量的趋势更加明显。2月，蒋介石在南昌的一次演讲中公然说：共产党员在对国民党员施加一种“压迫”，“这样我便不能够照从前一样的优待共产党员了”。对共产党员“我有干涉和制裁的责任及其权力”，“我一定要纠正他，并且一定要制裁他的”[3]。

从1926年末到1927年二三月，围绕国民政府迁都问题的斗争愈演愈烈。蒋介石坚持迁都南昌，反诬武汉的国民党临时联席会议为“非法”，要求停止联席会议，并致电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要求撤回苏联代表鲍罗廷，企图以军权控制一切，实行个人独裁。这使武汉地区的反蒋情绪更加增长。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于1927年2月中旬发出通告，明确指出：“现时蒋介石已成为右派反动势力的中心”，“我们现时只有先战胜K.M.T.内的右倾势力的进攻，才能保证与党外右倾势力争斗的胜利。”因此，“我们在各地应即刻开始作反蒋的宣传”，“反抗并进而打倒蒋之压迫”。通告还指出，这场斗争应该与国民党左派联合进行，但是共产党应“勇敢的立在主体地位，使左派来帮助我们”，而不能像过去那样“要左派为主体，我们去助他”[4]。这个通告反映出中共中央在对蒋介石的认识上有一个很大的进步。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压力，使得蒋介石迁都南昌的阴谋未能得逞。3月20日，武汉国民政府正式成立。

在武汉地区反对独裁、恢复党(国民党)权运动的声浪中，3月10日至17日，国民党在汉口举行以提高党权为中心议题的二届三中全会。在共产党人吴玉章、毛泽东、董必武、林祖涵、恽代英和国民党左派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等共同努力下，全会通过巩固党权、推翻军事独裁，镇压一切反革命，实行乡村自治，召集省民会议、实现国家政权之民主化，坚决赞助工农群众运动，设立农政部、劳工部，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和旨在加强党的集体领导的一系列决议。全会决定，将原由蒋介石担任主席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改为主席团制，实行集体领导，不设主席。实际上取消了蒋介石所担任的这两个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但仍保留了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常委、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全会选举还在国外的汪精卫担任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主要领导人；决定邀请共产党人参加国民政府的领导工作。共产党人苏兆征、谭平山随后出任国民政府的劳工部部长和农政部部长。全会还通过湖北省党部提出的《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和邓演达、毛泽东等提出的《对农民宣言》，决定在区自治机关内设立土地委员会，研究解决土地问题的政策和方法。

对于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决议，蒋介石表面上通电表示拥护，实际上使用更加凶残阴险的手段加紧对抗。3月1日，他指使当地驻军残酷杀害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3月16日，他以赴前线督师为名，离开南昌奔赴上海。途经九江、安庆等地时，他指使青帮流氓暴徒捣毁当地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党部和工会、农会组织，杀害革命群众，制造白色恐怖。蒋介石仇恨工农、反对共产党的本质已完全暴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