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发展的重要时期。党在矛盾复杂和斗争激烈的环境下，面临着发展、壮大组织和对党员进行教育等艰巨任务。

中共三大之前，党处于秘密状态，组织发展一直比较缓慢。三大提出要把党建成一个群众性政党的任务。大会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决定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同时也强调：“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1]这是党在组织建设方面的一个重大决策。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规定：“党员入党时，须有正式入党半年以上之党员二人之介绍，经小组会议之通过，地方委员会之审查，区委员会之批准，始得为本党候补党员。候补期劳动者三个月，非劳动者六个月，但地方委员会得酌量情形伸缩之。”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执行委员会组织法》，第一次规范了中共中央的组织机构、职权分工和工作制度。

国共合作为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但由于党起初集中全部精力帮助国民党发展组织，忽视了党的自身建设，使党的发展出现停顿徘徊的状况，一些地方甚至出现党员数量下降的趋势。为此，中共中央在1924年5月召开的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上纠正了工作中的偏向，强调发展产业工人入党的重要性，指出：“这些工人都是我们党的基础，只有联结这些工人，我们的党才能发达而成一政治上的势力。”会议通过的《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指出：“在大产业的工人里扩大我们的党，是现时的根本职任之一。”同时还决定特别设立一个由七人组成的编辑委员会，主持中央机关报的编辑工作，以加强对党员的教育。此次会议之后，党的组织获得较快的发展。到党的四大前，党员发展至近千人，比三大时增加了一倍多。但这时党还只设立执行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尚未建立基层组织。这种情况远不能满足日益发展的革命形势的需要。

党的四大对党的组织建设更加重视。会议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唯一的指导者，要使工人阶级取得民族革命运动的领导地位，对于职工运动应当特别注意：必须工人阶级有强固的群众的独立的阶级组织，他在民族运动中才能成为独立的政治势力；然后民族运动中的领导地位，方才能有保障。”为了使党成为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党的四大通过的《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明确指出：“组织问题为吾党生存和发展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为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中央决定设立“一有力的中央组织部，实际上真能指导地方之党的组织”；并决定“吾党在国民党及其他有政治性质的重要团体中，应组织党团，从中支配该党和该团体的活动”。议决案还规定党的组织体制是中央集权制，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对党员和党的各级组织也有明确的、严格的组织纪律要求。议决案将原党章中“有党员五人至十人均得成立一小组”的规定，改为“有三人以上即可组织支部”；决定将党的工作重点由帮助国民党发展组织转向加强自身的组织建设，将党的组织建设的重点从执行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转移到党的支部建设上来。党的四大通过的党章第一次明确规定以支部作为党的基本组织，强调党支部建设应当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根据革命形势和党的组织发展状况，党的四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对党员、组织、会议、纪律、经费等问题，都作了相应调整和明确规定，使党的章程更趋完善。党的四大还要求中央编译委员会集中力量办好《向导》、《新青年》、《中国工人》、《党报》(秘密党刊)，以加强对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政策策略的宣传教育。总之，党的四大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加强党的建设，使党的建设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

党的四大之后，为适应从数量上和质量上建党的需要，党加强了中央组织部和中央宣传部的工作，规定组织部的中心工作是：指导各地方党的组织及一切实际活动；办理党员统计；分配全党人才于适当地位；指导各区委、地委的组织部贯彻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组织工作的决议与决定；注意各地方实际运动，拟出活动的方法，提交中央局议决后通知各地执行。宣传部的中心工作是：规定党员的教育计划，规定对外宣传大纲和有关的计划，提交中央局通告各地方执行；督促各地方设立党校或党的星期学校，培养一般能担负实际的和指导工作的人才；对于党的一切出版物的内容，要随时给予监督和指导，使之日趋完善；编辑出版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策略的书籍，并督促和指导各地广泛设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等。上述决定的贯彻执行，使各地党的建设出现一个新局面。尤其是湖南党组织的工作，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中央认为：“湘区党的组织为各地之冠，在这样大的环境变动中，能把一切民众运动均集中在我党指导之下，能使党的组织在突飞的发展中不落于空浮，对付各种问题的策略，亦稳当周到。”[2]党的队伍的发展壮大和各项工作的有序开展，为党正确而有力地领导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奠定了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

五卅运动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影响，促进了党的队伍进一步发展。到1925年10月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召开时，党员已达3000人，党员成分除工人、农民外，还有学生、教师、军人、商人、店员以及其他革命分子。针对党的发展状况，扩大会议提出了在极短时间内将党“从小团体过渡到集中的群众政党”的要求。为此，会议通过的《组织问题议决案》强调，要“吸收无产阶级及先进的智识阶级中最革命的分子”。对于工人入党，“只要他有阶级觉悟及忠于革命，便可加入，不必更有其他条件”；“对于革命的工人学生农民免除入党之手续上的繁重形式”。议决案还缩短了党员的候补期，规定工人、农民为一个月，知识分子为三个月。这时党不仅把革命的工人，而且把革命的学生、农民作为党的主体或基本力量，其他革命分子的外延也比较宽泛。议决案指出：“社会上一切革命分子，只有加入我们的党后，才有受到党的训练及真能了解党的理论之机会，我们决不可妄想在中国的社会能够得到许多现成的党员”。

这次扩大会议十分重视健全党的各级指导机关，密切各级党组织的关系。会议决定设置中央特派巡行的指导员，设立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和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会议还要求中央各部和各委员会及其下属机构，都应当有确定的组织，以适应党的发展及各方面工作的需要。

扩大会议再次强调对党员的教育和训练的重要性，决定开办两类党校：一类是地委之下的普通党校，其任务是训练工人党员；一类是区委之下的高级党校，其任务是训练政治素质较高和已有工作经验的党员。会后，党在北京建立了一所高级党校，用来培养党的干部。此外，党还选送优秀青年到农民运动讲习所和黄埔军校学习，选派优秀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到苏联学习，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党的著名领导者。

为了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共中央执委会于1926年7月召开的四届二次扩大会议上，再次强调党的建设的重要性，第一次提出使党“布尔什维克化”和“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口号。会议再次提出扩大党的队伍问题，要求“务使本党更加发展，征集更多的革命工人农人与知识分子”。

在北伐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大发展的有利形势下，党的队伍继续壮大。据不完全统计，到1926年9月，党员已达13281人。全国除新疆、青海、贵州、西藏、台湾外，都建立了党的组织或有了党的活动。为了进一步推动党的发展，10月17日，陈独秀致信全国各级党部负责同志，指出：在革命迅速发展的形势下，“党员数量上的增加，乃是第一个重要问题”，“不急谋党员数量上的增加，便是对党怠工，便是一种反动行为”[3]。他提议，到党的五大前，党员应发展到41200人。各级党部接信后，分别制定了各自的发展计划。据中央局不完全统计，到11月，党员总数已达18526人，其中军人1500人，妇女1992人。党内有不少优秀人物便是在这段时间入党的，如罗荣桓、徐向前、粟裕等。

北伐战争后期，在工农运动进一步发展的同时，党的队伍也得到空前的发展，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进一步巩固和扩大。1927年4月党的五大召开时，党员发展到57967人，其中工人成分占党员总人数的50.8%、农民为18.7%、知识分子为19.1%、军人为3.1%、中小商人为0.5%、其他成分为7.8%，女党员占到党员总人数的8.27%。

党的五大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的精神，对党的建设作出如下决定：(1)努力扩大党员的数量，吸收产业工人、进步农民和革命的知识分子到党的队伍中来，加强党内教育，用各种方法训练党员。(2)党的基础建立在产业支部上面。(3)实行集体领导，加强党内纪律，尤其是政治纪律。(4)必须很好地组织和运用党团。

党的五大闭幕后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于6月1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规定：“凡承认本党党纲及章程，服从党的决议，参加在党的一定组织中工作并缴纳党费者，均得为本党党员。”考虑到劳动者和非劳动者的概念太抽象，决案对二者进行了细化，规定“候补党员候补期，劳动者(工人，农民，手工工人，店员，兵士等)无候补期；非劳动者(智识分子，自由职业者等)之候补期三个月”；即使是中共中央或省委员会直接承认的党员，“非劳动者亦须经过候补期”[4]。

在不断发展壮大党的队伍的同时，党还大力加强宣传出版工作，注重对党员的思想教育。中央和各地党组织先后创办了许多刊物。中央主办的政治机关报《向导》，1926年每期销量达到2.5万份左右，对全国的革命斗争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此外，影响较大的报刊还有《新青年》、《人民通讯》、《党报》、《热血日报》。规模较大的地方刊物有《政治生活》(北京)、《人民周刊》(广东)、《武汉评论》(湖北)、《战士》(湖南)、《中州评论》(河南)，以及《工人之路》(全国总工会)、《上海总工会五日刊》(上海总工会)、《工人小报》(天津总工会)等。党还通过在上海的印刷所和上海书店，出版了《中国革命问题论文集》等一批宣传马列主义和论述中国革命问题的书籍。

大革命时期，党对加强自身建设进行了初步的、富有成效的探索。这一时期党的建设的主要特点是：第一，重视发展党员和建立党的组织。党把壮大队伍作为党的建设的主要任务，在短短几年内，使党员人数增长了几十倍。大批党员投入大革命的洪流之中，发挥了领导群众开展革命斗争的积极作用。与此同时，党的地方组织不断建立和发展，甚至在一些边远地区也有党组织的活动。第二，开始关注党的思想建设和对党员的教育工作。为了提高党员的素质，党通过开办党校等多种渠道对党员进行教育和训练，培养了一批有一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和无产阶级政治觉悟、勇于冲锋陷阵的优秀干部。第三，初步建立了党的组织制度和工作制度。大革命时期，党先后三次修订章程，使各种规章制度不断趋于规范，为进一步搞好党的各方面建设奠定了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

大革命时期，由于政治环境恶劣，党的工作又多是围绕国共合作这个主题来进行的，所以，这一时期党在自身建设方面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还处于起步阶段。党的队伍的发展以及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还远远不能适应迅速高涨的大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在对新党员的教育和培养方面、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方面，还存在着一些缺点和失误。

注:

[1]《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47页。

[2]《中央局报告》(1926年9月20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2-192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85页。

[3]《陈独秀给各级党部的信――对于扩大党的组织的提议》(1926年10月17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635页。

[4]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42、1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