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的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革命阵营内部矛盾和斗争的激化，使南方乃至全国的政治、军事形势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这一时期，共产国际、联共（布）及其驻华代表提出了一些原则上正确的方针，给了中国共产党许多有益的指导。但由于他们对蒋介石等人叛变革命的危险性缺乏警惕，因而在处理与蒋介石、汪精卫、唐生智的关系时，采取了错误的方针，对中共中央的决策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中山舰事件后，国民党内逐渐形成蒋介石个人独裁的局面。在北伐战争的进程中，国民党内部的矛盾有了新的发展。蒋介石集党权、政权、军权于一身，专横跋扈，凭借武力指挥一切。他用安插亲信和拉拢收买的办法，控制国民革命军各军和一些党政部门，这就引起国民革命军中一些将领的不满。在1926年10月国民党中央及各省党部联席会议前后，广东内外反蒋迎汪空气异常浓厚。国民党中央一些比较左倾的领导人在革命胜利发展形势的鼓舞下，改变前一个时期的消沉状态，积极主张恢复党权，迎汪复职，巩固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此时在欧洲的汪精卫仍被看作是国民党左派的领袖。蒋介石认为，党、政、军只能有一个领袖，就是他自己。因而，他极力反对汪精卫回国。但由于他的处境一时还比较孤立，不得不在表面上拥护迎汪，同时派代表找中共中央领导人，请求维持他的总司令地位，希望中共不要赞助汪精卫回国。

鲍罗廷虽然看到蒋介石已走上军事独裁的道路，但他并不主张倒蒋，而是主张蒋汪合作，由汪精卫负责政府工作，由蒋介石负责军队。在上海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也认为蒋汪合作是解决问题的唯一的、最好的途径。9月16日，在远东局与中共中央执委会联席会议上，维经斯基说：我们不希望同蒋介石发生争斗。理由很明确，争斗会给广州造成威胁，必须使蒋介石在前线安心。陈独秀认为，采取让步策略是正确的。会议作出八项决议，其中有：“我们党在汪精卫问题上的政策现在应当是，无论如何不给蒋介石以任何借口来坚决反对国民党左派和从前线撤退”；“我们对蒋介石的政策现在应当是，在国民党十月全会上要向左派和蒋介石声明，我们确实真的希望他们进行合作”[5]。

这次会议结束的当天，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第十七号通告，指出：“迎汪绝不是就要倒蒋，在现时内外情势之下采此政策是很危险的：一动摇了北伐的局面，二继蒋之军事首领不见比蒋好。我们向蒋诚恳的表示，汪回后我们决无报复行为，决不推翻整理党务案。”“如果蒋能执行左派政纲成为左派，我们亦可不坚持要汪回来。”陈独秀还向蒋介石派到上海的代表表示，中共只是在三个条件下赞成汪精卫回国：一是汪蒋合作，不是迎汪倒蒋；二是仍维持蒋之军事首领地位；三是不主张推翻整理党务案。

为了争取蒋介石，维经斯基决定亲率远东局成员曼达良、福京和中共中央代表张国焘前往汉口，同蒋介石进行会谈。在9月20日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与远东局联合会议上，维经斯基为与蒋介石的会谈定下了这样的基调：在谈判中，既不反对蒋介石，也不反对汪精卫；由汪精卫任国民党中央主席，由蒋介石掌握军事领导权。

鲍罗廷和维经斯基等人对汪精卫寄予很大的期望。鲍罗廷赞成汪精卫回国，认为“汪精卫的名字可以把所有人联合起来”[6]。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指出，迎汪复职“这个口号确实能够把所有革命组织联合起来，也能博得农民群众的同情并受到军队中革命人士的支持”[7]。陈独秀等人本来就视汪精卫为左派领袖，因此中共中央也认为，只要汪精卫回国复职，国民党左派就有了坚强的中心，可以恢复它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的指导地位，从而削弱和抑制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倾向。事实上，国民党内部并没有形成一个有力的左派核心，相当一部分左派分子在动摇彷徨之中。共产党本来应当积极壮大自己的力量，坚决同右派斗争，以此来鼓舞并团结左派分子，克服他们的动摇。然而，共产党自己对右派不断迁就退让，却指望国民党左派能够强大起来，以阻止右派势力的发展，这只能是一种幻想。

除了支持蒋介石、汪精卫之外，鲍罗廷和维经斯基等人也很看重唐生智。唐生智归顺国民政府后，利用北伐胜利进军的机会，迅速扩大自己的实力。在短短几个月内，其军队即从一个军扩编为四个军，兵力远在其他各军之上，控制着湖南、湖北两省。蒋介石非常害怕唐生智取代自己的地位，极力加以压制。唐生智为了加强自己的地位，一方面借助汪精卫同蒋介石相对抗，一方面极力表示左倾以取得中国共产党的支持。鲍罗廷和维经斯基虽然清楚唐生智不是真心拥护革命的人，但又认为唐生智、李济深等是与蒋介石相抗衡的实力派。因此，远东局决定派人去同唐生智建立联系。中共中央采取了在蒋、唐之间搞平衡的策略，提出既要维持蒋介石的总司令地位，又要帮助唐生智发展实力，以“维持实力派间对抗的均势，不使造成一人的军事独裁局面”。为此，中共中央多次指示下级党组织从各方面争取唐生智，“影响他的左倾”。这种想依靠各实力派之间的均势来保持革命局面的策略，是一种极端软弱的策略，更何况唐生智并不因共产党的支持而真正左倾。

1926年11月22日至12月1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七次扩大全会。全会的中心议题是中国革命问题。斯大林在会上作了著名的《论中国革命前途》的报告。根据这一报告，全会通过《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着重指出：帝国主义已采取分化革命阵营的新策略，大资产阶级将不可避免地脱离革命；目前，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重点是土地革命；中国革命的前途有可能向非资本主义即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无产阶级应竭力争取革命的领导权；革命军队是中国革命极重要的因素，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之一。

1927年1月底，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的决议案传到中国。中共中央经过讨论，对这个决议案作出解释，指出党以前“把国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划了很大的‘天然的不可以人力逾越的’一道鸿沟”，这是“一个根本的错误”。由于提高了对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土地革命等问题的认识，在1927年春的一段时间里，中共中央对一些地区的工农运动和反蒋斗争，采取了比较积极的态度。

但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对国民党的革命性作了过高的估计。决议虽然认为，在这一时期，推动革命向前发展的主要力量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联盟，把大部分资产阶级排除在外，却又把主要希望寄托在蒋介石等人身上，包括由他们领导军队、政权、土地改革等。特别是共产国际、联共（布）对革命阵营内部斗争的尖锐性和蒋介石等人迅速叛变革命的可能性缺乏认识。迁都之争后，蒋介石的反动气焰已十分嚣张。联共(布)和共产国际试图推迟同蒋介石的决裂，指望用妥协策略来暂缓矛盾。2月1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向鲍罗廷发出指示，叮咛“不要把事态发展到与蒋介石决裂的地步”[8]。

3月，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区委在准备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过程中，对蒋介石的阴谋活动有所警惕，认为“我们处在这个右倾局面之下，必须拿出向右进攻的决心，无论任何方面都不能让步，因为让步就是断送革命”[9]，并且做了一些反蒋的准备。起义胜利后，党曾采取积极步骤建立上海市民政府，加强工人武装纠察队，准备抵抗蒋介石、白崇禧军队的缴械，以求巩固胜利的成果。但是，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仍然对蒋介石抱有期望，不赞成同蒋决裂，指示中共中央：“暂不进行公开作战”；“不要交出武器，万不得已将武器藏起来”；“不准在现在举行要求归还租界的总罢工或起义”；“务必千方百计避免与上海国民军及其长官发生冲突”[10]。结果，当蒋介石宣布军队负责维持秩序，下令停止总罢工和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后，陈独秀遵照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指示，致信上海区委，要求“表面上要缓和反蒋”[11]，使得上海的反蒋斗争开始松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