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北伐并没有改变武汉国民政府的困境。蒋介石乘武汉军队主力出师北伐、后方空虚之机，不断指使川、黔、桂、粤等地方军阀进攻两湖，同时秘密策反驻扎在两湖的武汉国民革命军军官发动叛乱，企图里应外合，推翻武汉国民政府。蒋介石还同帝国主义势力、地方军阀联合起来，在长江和京汉、粤汉铁路上切断武汉的对外交通联络，禁止各地同武汉进行贸易。帝国主义各国商人在武汉的工厂、商店纷纷关闭。在时局动荡的情况下，武汉的一部分工人和店员向厂方或店方提出一些过高的经济要求，致使不少工商业资本家因亏损增加而缩小经营或抽逃资金，甚至关厂关店。在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武汉国民政府税收减少，财政更加困难，被迫颁布现金集中令，禁止现金外流，大量发行纸币，以解决财政危机[2]。这些措施又引起纸币贬值，物价飞涨，工厂、商店大批倒闭，日用商品日益减少，失业工人、店员高达10万人以上。市民生活困苦，人心急剧浮动。

这时，武汉地区及附近省的农民斗争仍十分激烈，特别是湖南农民“耕地农有”的要求很强烈，不少地方成立区、乡土地委员会，用插标占田等方式直接动手分配土地。各地封建地主势力同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相呼应，与贪官污吏、土匪流氓、反动军官等结成反对土地革命的联合阵线，进行凶猛的反攻。他们摧毁农会，残害农民，制造反革命恐怖。在这种情况下，武汉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趋于复杂化和尖锐化。

汪精卫是以“左派领袖”面目出现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此革命的紧急关头，他口头上继续声称要坚决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高喊“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3]；但又认为，国共合作不可能长久，“容共之后，必定分共”，虽然分共“时机未至，而各人已不能不做那必要的准备”[4]。4月下旬至5月中旬，国民党中央党部决议在湖南、湖北、江西等省组织特别委员会，检查各级党部、各级政府机关、各种民众团体之一切言论行动。与此同时，一系列限制工农运动的条例和法令陆续出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