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征北伐之争和第二次北伐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从民族资产阶级右翼转变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他们纠合国民党老右派以及官僚、政客、买办、豪绅，于1927年4月18日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同保持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由于在北京尚有张作霖控制的军阀政府存在，中国一时形成三个政权对峙的局面。

这时，武汉国民政府只控制湖南、湖北和江西部分地区，兵力约10万人。它不仅财政困难，且面临着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的军事威胁，即东面的新军阀蒋介石、北面的旧军阀张作霖和南面的广东新军阀李济深。蒋介石据有闽、浙两省的全部地区和苏、皖两省的江南大部分地区，拥有兵力约15万人，并有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在吴佩孚、孙传芳两大军阀主力相继被击溃后，北洋军阀中实力强大而尚未受到革命势力打击的奉系张作霖，同北伐军之间已不再存在可作为缓冲的地带。于是，张作霖分兵两路：一路沿津浦路南下，进抵苏北、皖北，威胁南京；另一路即奉系部队的主力，沿京汉路南下，占领河南省的大部分地区，并陈兵于许昌、郾城、汝城一带，窥伺武汉，对武汉政府构成很大威胁。在这种形势下，武汉国民政府内部发生了是东征讨蒋还是北伐讨奉的激烈争论。

在武汉方面举棋不定的情况下，4月16日，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李立三从上海致电中共中央，建议武汉国民政府乘蒋介石在沪宁地区立足未稳之机，迅速出兵东征讨蒋。电报指出：“为全局计，政治不宜再缓和妥协”，“再不前进，则彼进我退，我方亦将为所动摇，政权领导尽将归之右派，是不仅使左派灰心，整个革命必根本失败无疑”。

这时，到武汉不久的汪精卫打着反蒋旗号，迅速取得对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领导权。他同掌握武汉军权的唐生智勾结在一起，力图控制以武汉为中心的局势。武汉国民党的许多上层人物，一面高喊反蒋，一面却企图联蒋讨奉。蒋介石则一面策动破坏武汉局面的种种阴谋，一面声称只反共不反武汉政府，要求宁汉双方共同北伐，力图缓和武汉的反蒋运动。因此，东征讨蒋的呼声在武汉虽然很高，但始终没有真正见诸行动。

冯玉祥自1926年9月五原誓师后，曾一度倾向革命，支持农民运动。但他面对帝国主义者和地主买办阶级的强大压力，受到工农革命运动的冲击，又表现出很大的动摇性。1926年底以后，冯玉祥控制的陕、甘地区农民运动兴起，多次发生抗粮、抗捐和打击土豪劣绅的斗争。这引起他的不满，认为农民运动妨碍税收，扰乱社会秩序，命令加以限制和取缔。他虽然表示拥护武汉国民政府，要求武汉出师北伐，但又对武汉方面的反蒋运动保持沉默，并暗中派代表常驻南京同蒋介石联系。冯玉祥拥有兵力约8万人，同武汉方面拥有的兵力相差无几，在宁汉对立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武汉的共产国际代表和一些共产党人对冯玉祥政治态度的变化缺乏分析，依然对他寄予很大希望。鲍罗廷等以为，武汉国民政府只要同冯玉祥联合讨奉，会师郑州，就可以背靠西北，打通同苏联的国际交通线，在西北建立军事基地，然后再回过头来东征讨蒋。他们担心如果先东征沪宁，会过早地同集中在这个地区并享有巨大权益的帝国主义势力发生直接冲突，于是提出“中国革命只有在西北建立军事基地、组建革命军队的情况下才能取得成功”[1]。这就是鲍罗廷的“西北学说”的主要观点。鲍罗廷还威胁说：如果作出反对北伐的决定，他就马上辞去在国民党中担任的职务。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也赞成北伐讨奉。中共中央经过讨论，没有采纳东征讨蒋的建议，决定同武汉方面的国民党一道继续进行北伐，即第二次北伐。

1927年4月19日，武汉举行第二次北伐誓师大会。4月26日，武汉国民政府任命冯玉祥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4月下旬至5月上旬，北伐军总指挥唐生智率领的八万大军沿京汉路及其两侧北上。冯玉祥也率部由潼关出发向河南进军。

起初，第二次北伐战事进展比较顺利。但当奉军急调主力投入豫南战场后，双方发生异常激烈的战斗，一度形成僵持不下的苦战状态。5月中下旬，武汉北伐军同奉军主力血战于豫南的西平、上蔡、临颍一带，以伤亡1.4万人的巨大代价，击败奉军。共产党员最多的第四军和第一军牺牲很大。共产党员、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六师第七十七团党代表兼团长蒋先云在临颍决战中壮烈牺牲。

6月1日，武汉国民政府的北伐军与冯玉祥所部在郑州会师。第二次北伐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