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危机的加剧和五月紧急指示

党的五大召开前后，武汉地区的形势急剧恶化，反革命活动迅速表面化。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也迅速走向反动。

在这种局面下，受到蒋介石策动的武汉政府的反动军官，公开发动武装叛乱。1927年4月底，唐生智的部下、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在汉口召集反动军官密商反共“清党”计划。5月9日，驻四川东部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兼川鄂边防司令杨森率部占领宜昌，强令解散宜昌总工会、农民协会，屠杀工农群众，同时发出反共、讨伐武汉通电。移驻宜昌不久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四独立师师长夏斗寅与杨森紧密配合，于5月13日通电联蒋反共，攻击武汉政府，并于17日率部进逼武昌附近的纸坊镇。当地的土豪劣绅乘杨森、夏斗寅叛乱之机反攻倒算，在短短一个月里，农民群众死难者达四五千人。这时，武汉国民政府的主力部队正在河南同奉军激战，无法回援。武汉国民党的一些上层人物惊恐万状，纷纷准备逃跑。时任武昌卫戍司令的叶挺根据中共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命令，率部奋起反击，迅速击败夏斗寅叛军。5月25日，武汉国民政府组成西征军，讨伐直逼汉阳的杨森部。6月24日，西征军收复宜昌，杨森率部分水陆两路向巴东逃窜。武汉局势暂时缓和下来。

5月21日，由原直系军阀部队改编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叛乱，调动军队向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等机关发起突然进攻，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枪械，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00多人，使长沙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这就是马日事变[1]。事变发生后，汪精卫等力主“调解”所谓“军工冲突”，一面声称要查办许克祥，一面又下令查办工农运动的“过火”行为。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原来主张像对付夏斗寅那样，以武力解决许克祥部，但听到汪精卫等的意见后又转而认为，从政治上考虑目前不宜用武力讨伐，“百事应由（武汉）政府解决，不得自由行动”[2]，甚至公开指责这次事变“自然和湖南农民运动的幼稚行动不无关系”[3]，决定派谭平山去湖南纠正“过火”行为。这时，湖南各县有500多万农民协会会员，但因为得不到共产党强有力的领导，分散于各地，不能给反革命势力以有效的反击。此外，湖南许多地方的共产党组织是在大革命高潮的合法环境中建立或发展起来的，“没有斗争的经验，不能应付这个斗争的环境”，对反革命势力的突然袭击又缺乏精神准备，“因此事变临头，手忙足乱”[4]。事变发生后，中共湖南临时省委一度决定调长沙附近10余县的万余农军向长沙进军，但在中共中央和平解决的方针下，有些人害怕攻城会破坏国共合作，又中途改变计划，下令撤退。浏阳等地的5000农军因未及时接获命令，单独进攻长沙，被许克祥打败。各县农军先后被各个击破。许克祥等反革命分子由此更加疯狂，短短的20多天里，在长沙附近各县屠杀了1万多人。湖南的党组织遭到严重打击。

统治江西的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也在5月底6月初转向反动，用所谓“礼送出境”的办法，把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逐出江西。随后，宣布南昌戒严，禁止工农运动。

在汪精卫集团日趋反动，杨森、夏斗寅、许克祥、朱培德等相继叛变的情况下，共产国际和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仍然把汪精卫看成是国民党左派，认为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搞好中共同国民党左派的关系，因此对汪精卫集团处处采取迁就态度，跟着他们指责工农运动“过火”，不敢对反动派的进攻作坚决斗争。这种错误态度，只能使整个形势更加恶化。

在1927年5月18日至30日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上，面对中国革命的危急局面，斯大林等人仍认为“武汉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心”，汪精卫仍是左派，称“中国左派国民党对现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起的作用，近乎苏维埃在1905年对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起的那种作用”。会议最后通过《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提出开展农村土地革命、武装工农群众、发展国民党而坚决反对退出国民党、积极参加武汉中央及地方政府机关等项任务与政策，并且不指名地批评了陈独秀对上述问题的动摇态度。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结束的当天，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中国问题的决定，并就此给在中国的鲍罗廷、罗易和苏联驻汉口总领事柳克斯三人发出电报，其主要内容是：(1)不进行土地革命,就不能取得胜利,国民党领导机关就会变成不可靠将领手中的玩物。坚决主张通过农会,从下面实际没收土地。同时必须同过火行为作斗争,但不能动用军队。(2)对手工业者、商人和小地主作出让步是必要的。只应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如果形势需要，暂时可以不没收中地主的土地。不要触及军官和士兵的土地。（3）改变国民党领导层人员的构成，从下面多吸收一些新的工农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中央。同时依靠工农组织中的数百万人扩大国民党地方组织。（4）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再加上湖南、湖北的五万革命工农，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5）成立以著名国民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军事法庭，惩办和蒋介石保持联系或唆使士兵迫害人民、迫害工农的军官[5]。这就是五月紧急指示。这个指示提出的开展土地革命、建立中共自己的革命武装等挽救时局的重要主张，指出了克服革命危机的关键所在，理论上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斯大林等却寄希望于汪精卫集团能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执行这个指示。

6月1日，中国共产党收到这个紧急指示。6月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陈独秀谈了他对紧急指示的看法。关于土地革命，他指出：农民运动的“过火行为妨碍了土地问题的解决”，应当先纠正“过火”行为，否则不能谈及土地问题。关于吸收工农领导人来加强国民党中央，他说：“国民党的领导是在党的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的。现在我们怎么能改变它呢?”关于组成工农新军，他认为：在我们同军阀将领断绝往来的情况下，“没有可能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至于组建革命法庭，他认为也是不可能的。陈独秀最后表示：“我们衷心赞同指示，但问题是我们党未必能够贯彻执行”[6]。谭平山、张国焘等也表示不能接受紧急指示。鲍罗廷抱怨莫斯科不了解中国的形势。罗易虽然认为应该执行这个指示，但却提不出切实可行的办法。这样，五月紧急指示没有得到贯彻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