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阶级关系发生剧烈的变动，被压迫的贫苦农民在政治上翻身，成为农村的主人。毛泽东在1930年10月写的《兴国调查》中指出：经过土地革命，地主的田被分了，他们当中的反革命首恶被镇压了，也有的跑了，留在村里的地主及其家属则分了田，革命政府仍给他们留有生活出路；贫苦农民“取得了政权”；贫农“成了农村中的指导阶级”，中农也“与贫农雇农一起有了话事权”，他们“在乡区两级苏维埃中担负工作的，约占百分之四十”。

其次，广大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土地后，生产积极性极为高涨，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如闽西根据地1929年分配土地后，1930年早稻就获得好收成，龙岩、连城的产量比上年增加两成，上杭、长汀比上年增加一成。鄂豫皖根据地分配土地后，1930年英山县水稻亩产增加二三成，有的甚至达到五成，出现了“赤色区米价一元一斗，白色区一元只能买四五升”的情况。

其三，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和苛捐杂税的废除，农民生活很快得到改善。1930年10月7日中共赣西南特委向中央的报告中指出：土地革命后，农民“不还租，不还债，不完粮，不纳捐税，工人增加了工资，农民分得了土地，好像解下了一种枷锁，个个都喜形于色”；他们都或多或少地添置衣服、被子、蚊帐和一些农具，特别是大部分人讨老婆没有困难了。

其四，广大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的翻身，极大地激发了革命的积极性。他们亲身感受到共产党和红军是为他们谋利益的，因而积极地从事各项工作，参加红军或支援前线。例如，在江西兴国县，23岁至50岁的翻身农民基本上都参加了赤卫队。各乡通常有一个八九十人的赤卫大队，其主要任务是放哨，有时也配合红军作战。16岁至23岁的参加少年先锋队，任务与赤卫队大体相同。8岁至15岁的少年儿童参加劳动童子团，任务是“放哨”、“检查烟赌”、“破除迷信打菩萨”。每乡还有一个连的工人纠察队，并从赤卫队、少先队中挑选精壮勇敢分子组成红军预备队。它们的任务是“有事调集出发打仗”，并且随时“听候调遣编入红军”。这样，就使得红军战争得到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的支援。在湘鄂西根据地，广大农民分得土地后积极参军参战，沔阳姚家河600多人中，有140多人参加红军、赤卫队和游击队。鹤峰城关各乡原来只有赤卫队员100多人，土地革命后迅速增加到500多人。在湘鄂赣根据地，从1930年9月到1931年3月，参加红军的翻身农民达3万多人。翻身农民以实物上缴的土地税，解决了红军的军粮问题。他们还经常以粮、肉、鸡、鸭、布草鞋、香烟等物品慰劳红军。

农民问题主要是土地问题。中国社会各阶级及其政治代表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和解决办法是不同的。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土地纲领是不坚决、不彻底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曾在1930年9月提出过一套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具体方案与程序，主张立即颁布“耕者有其田”的法令，办法是发行50年长期土地公债，将最高额以外的私人土地和公共团体的土地收买为国有，而后分配于耕作的农民。但它不可能把这种主张付诸实行。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则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极力掩盖中国存在土地问题的实质。蒋介石曾说：“今日中国之土地，不患缺乏，亦不患地主把持，统计全国人口，与土地之分配，尚属地浮于人，不苦人不得地，惟苦地不整理。”[4]国民党有时口头上也讲“耕者有其田”，但并没有真正实行。因此，只有坚决地制定和执行革命的土地纲领、为农民利益而努力奋斗的中国共产党，才能成为农民和土地革命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这个事实，使得农民迅速地分清共产党和国民党及其两种政权的优劣，极大地调动起他们支援革命战争、保卫和建设根据地的积极性。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得以坚持和发展，主要的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紧紧地依靠农民，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并在根据地内深入地开展了土地革命。

注:

  [1]这里所说的“公共土地”，是指祠堂、宗族所有的土地。这些土地实际上也是被封建地主所控制。

 [2]“分耕制”，即将没收的土地，按人口或劳动力标准分配给农民，由其自行耕种经营，收获归己。

 [3]“共耕制”，即将没收的土地，由苏维埃共耕委员会管理，“共同生产，共同消费”；农具和牲畜等均为公用。

 [4]《蒋委员长对于解决土地问题意见》（专载），《地政月刊》（1933年）第1卷第11期，第15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