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九月来信

坚持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必须建设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和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能否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是革命成败的关键。

在农村进行无产阶级政党和新型人民军队的建设，曾经走过艰难的道路。这是因为大革命失败后，随着白色恐怖下城市斗争的受挫和农村革命斗争的开展，中国共产党的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据1928年党的六大时统计，党员成分为农民占党员总人数的76.6%、士兵占0??8%、知识分子占6.9%、其他成分占4.8%，工人只占10.9%。到1929年6月党的六届二中全会召开时，工人党员占党员总人数的比例又减少到7%。党员成分的这种新的构成，在红军中尤为突出。红军是以农民为主体组织起来的，另外还有受革命影响的北伐军官兵以及从国民党军队中起义或解放过来的官兵，他们原先大多数也是农民。红军中还有一部分城市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据1929年5月的统计，红四军全军约4000人，其中党员1329人，占33.2%。在这些党员中，有工人310人，占23.4%；农民626人，占47%；小商人106人，占8%；学生192人，占14%；其他95人，占7%。党员中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占70%。红军和红军中的党组织长期在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中活动，必然要受到来自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他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影响。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严重地妨碍党的路线的贯彻执行。

在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在党员成分主要是农民的条件下，如何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把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把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成为亟待解决的带根本性的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的障碍主要来自共产国际。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是与工人阶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共产国际领导人从这一世界各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一般原理出发，指导中国党的建设。他们批评中国共产党重视农民甚于重视工人，担心中国党长期在农村会丧失无产阶级先进性，变成农民党。因此要求中国党把工作重心放在城市，片面强调加紧在工人中发展党员，提拔工人出身的党员到领导岗位。从当时党的实际状况看，共产国际的担心不无道理，但按照共产国际指示的办法却解决不了中国党的问题。因为在中国这个农业大国，革命的中心在广大农村，共产党要大发展，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是不可避免的。

受共产国际的影响，中共中央坚持八七会议以来强调工人成分的片面认识。面对农民出身的党员已在党员总人数中占绝大多数这个现实，中共中央拿不出解决办法，只是反复强调要发展工人党员。直到1929年6月，党的六届二中全会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依然认为，党的主要弱点是无产阶级基础还不宽广，重工业工人中党的发展极弱，支部生活多不健全，从斗争中吸收进来的积极分子还不多见，党的干部缺乏尤其是工人干部缺乏。中共中央认为只有在工人中大量发展党员，才能解决这些问题，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显然，这是不符合实际的。

要在中国社会条件下保持党的先进性，必须根据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要求，探索出解决党的建设的新办法。这个问题是毛泽东在实践中创造性地解决的。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感到：“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1]到赣南、闽西后，红四军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更加严重。极端民主化，重军事轻政治，不重视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主张流动游击的流寇主义等错误思想，在党内有着相当大的影响。

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倾向，曾力图加以纠正。但红四军党内部分领导干部在创建根据地、在红军中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等问题上，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和争论。毛泽东认为应当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实行民主集中制，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而有些同志由于经验不足和受旧军队思想的影响，忽视党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强调“司令部对外”和提高军官权威，主张取消士兵委员会；不重视根据地建设，主张进行“走州过府”式的“流动游击”；认为实行“从上而下的民主”就是实行“家长制”，主张事无巨细均应交下级讨论后才能作出决定，等等。1929年6月下旬，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在福建龙岩召开。毛泽东打算通过总结建军以来的经验，解决争论的问题。但他的正确主张未能为多数同志所认识和接受。大会在中央并未指示改组前委的情况下，改选了前委。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继续当选。这一职务改由陈毅担任。这次大会没有正确解决红四军存在的主要问题，后果是不好的。

大会结束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协助指导地方工作。陈毅到上海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军事会议，汇报红四军工作，前委书记由朱德代理。失去毛泽东正确领导的红四军，在“政策上发现许多错误，党及红军组织皆松懈”[2]。9月下旬，在福建上杭召开的红四军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讨论红军法规等问题。由于认识不一致，会议未获结果。许多人对现状不满，要求毛泽东返回红四军复职。

还在红四军党的七大结束时，前委即将大会决议及其他有关文件上报中共中央。中央收到红四军七大文件后，立即觉察到红四军领导层分歧的严重性。8月13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红四军问题，决定由周恩来代表中央起草一封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八月来信）。8月20日，指示信写成并发出。信中对红四军党内争论的几个主要的原则问题提出明确意见，明显地赞同毛泽东的观点。8月下旬，陈毅到达上海。8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陈毅关于红四军全面情况的详细汇报，并决定组成李立三、周恩来、陈毅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负责起草对红四军工作的指示文件。9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这封指示信是陈毅按照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周恩来、李立三的多次谈话要点代中央起草并经周恩来审定的。

九月来信详细地分析军阀混战的政治形势，总结红四军及各地红军的斗争经验，说明了红军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强调“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指示信明确规定红军的基本任务是：“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指示信分析红军党内的状况，着重指出：“只有加强无产阶级意识的领导，才可以使之减少农民意识”；对于红军中的种种错误观念，“前委应坚决以斗争的态度来肃清之”。关于红军中党的工作，指示信强调应将“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同时，“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应交由行政机关去办”。中共中央的这封指示信，对红四军党内的争论问题作出明确的结论，对红四军领导人有所批评，但是强调了团结，要红四军前委和全体干部战士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提高指导机关的威信，并明确指出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