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2月12日，毛泽东从长沙至武汉，主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 2月底，杨开慧和母亲、孙嫂举家北迁，带着孩子来到武昌，住进了督府堤 41号。

督府堤41号是一所三进两层的青砖楼房，靠近长江边，一共有十来间 小房。进门两边是客房。过天井下屋左边为毛泽东、杨开慧的卧室。中间 一间是书房，后面一间是向振熙和孙嫂带着两个孩子住。其他各间分别住着彭湃、夏明翰等人。

彭湃，广东海陆丰人，一至五届农讲所所长，此时为全国农协临时执 委会秘书长。

杨开慧来到武汉时，李立三、刘少奇等人也从上海来到了汉口，并且 建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驻汉办事处。在1月份，他们组织武汉群众召开反 英大会，带领工人群众收回了汉口的英租界。九江工人也闻风而动，从英 国人手中收回了租界。李立三因此再次名声大振。但是广州国民政府作出 迁都武汉的决定后，这个决议却遭到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的抵制， 他把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设在南昌，要求把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往 南昌，以便进一步控制党政军大权，实行他的夺权计划。国民党和国民政 府联席会议否决了蒋介石的主张，正式宣布迁都武汉办公。然而，蒋介石 并不甘心失败，第二次提出迁都南昌的要求，并到武汉侦察情势。在他从 南昌来武汉的途中路过醴陵时，专门派人把李立三的父亲李昌硅请到他 的专车上，长谈一个多小时，然后大肆宣传说“蒋总司令接见李老太爷”, 企图拉拢李立三和他的妹夫、原衡阳三师的共产党员蒋先云。

但是，李立三根本不买他的账。蒋介石到武汉后，中共与国民党左派 召开30万人的“欢迎蒋总司令群众大会”。李立三担任大会总指挥，他在 会上代表武汉工人群众发表讲话，当面痛斥蒋介石，戳穿其迁都南昌的阴 谋，使得蒋介石十分狼狈。在武汉活动几天一无所获，蒋就恨恨地离汉而 去。

蒋介石离开武汉后没几天，三镇就流传一个谣言，说李立三的父亲李 昌硅被“过火”的湖南农民运动当作土豪劣绅给打死了。一时之间，武汉围 绕农民运动发生的斗争更加尖锐，农民运动“糟得很”、农民运动“过火”的 言论甚嚣尘上，并且，“被蒋总司令接见过的李老太爷”、著名共产党人李 立三的教私塾的父亲都被农民运动打死了，被用来“最有力”地证明农民 运动是“乱来”和“过火”！

不久，因为小女儿、蒋先云的夫人李祗欣患重病，李立三的父亲李昌硅又来到了武汉，随即谣言不攻自破。于是，人们又说••“耳听不如眼见。毛 泽东的考察所见，才是可信的。”

这时，毛泽东刚刚写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从长沙到武汉后， 杨开慧更加明显地感觉到形势发展的尖锐和复杂：一方面是工农运动的 蓬勃发展，另一方面却是反革命势力的联合。杨开慧一边为毛泽东写的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初稿在煤油灯下一字一句进行校对，联想到 李昌硅的谣琢，深感时局的风云诡谲。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杨开慧在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做一些具体工作。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是培养中国农民革命骨干的大本营。所址设在 武昌黉巷13号。农讲所的领导机构是常务委员会，由国民党左派邓演达、 毛泽东、陈克文3人组成。毛泽东实际主持全所工作，教务主任为周以栗，

夏明翰任农讲所秘书。

夏明翰是应毛泽东之邀，来到武汉，担任全国农民协会的秘书长，兼任毛泽东和农民运动讲习所秘书的。1922年9月，湖南自修大学附设了补习学校，何叔衡任主任，毛泽东任指导主任，夏明翰担任教导主任。1923年11月，自修大学和附设补习学校被赵恒偈下令査封后，中共湘区委将两所学校的大部分学生，转移到新筹办的湘江中学，夏明翰被毛泽东安排去这所学校教数学。在湘江中学的这段时间里，他除出色完成教学任务外，还担任省学联的干事长。

1922年10月，夏明翰和罗学瓒曾参加领导和组织长沙人力车工人罢工斗争。

1923年10月至1925年1月，夏明翰先后担任过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 地委委员，团湘区执行委员会一、二届委员，国民党湖南临时省党部委员， 主持过宣传、学运工作，并兼管政治和妇女运动。

1925年5月，他在浏阳北乡毛公桥刘家庵建立了浏阳农村第一个党 支部。

1926年农历九月初四日，夏明翰和湘绣女工郑家钧结婚。何叔衡、李 维汉、易礼容、郭亮、谢觉哉等来贺喜，在帐帘两边挂了一副别出心裁的描 绘他俩至诚相爱的对联：“世上惟有家钧好，天下只有明翰强。”1927年春 节前夕，夏明翰夫妇搬到望麓园一号，和毛泽东杨开慧住在一个院子里， 欢度了婚后的第一个春节。

同年2月，毛泽东回到武昌，创办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夏明翰应 毛泽东之邀而来武汉。

第六届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来自17个省，共800多人。他们大部分 来自农村，有的是农民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所以文化较低，入学考试成绩不好。有人问毛泽东：“收不收他们？”

毛泽东知道工作人员有不同的看法，于是，叫杨开慧去了解情况。杨 开慧和农讲所的周以栗、夏明翰一起到学员的住处，调査学员从事农民运 动的经历，了解他们的情况，然后倾听他们对农民运动的意见，并征求他 们对办好农讲所的建议。

经过几天的认真调查，杨开慧带着答案回来了。

她对毛泽东说：“这一部分学员对农村情况最熟，跟贫苦农民最贴心。 这些学员经过训练，回到农村搞革命，也最能起作用。”

毛泽东一听，连声说：“好！”

于是，这些学员全部被农讲所录取。

由于交通不便，加上反动派的阻挠，农讲所的开学典礼因部分人不能 及时赶到武昌，被迫推迟，但是上课却在3月7日就开始了。

来到武昌后，毛泽东和杨开慧的生活很艰苦，陈玉英后来回忆说：

毛主席和开慧同志穿着也很随便。那时，毛主席只有两件汗衫，一件 白衬衣，一件灰布长衫，一出门就不能洗，因为洗了就冒得穿了 •有一次，

我把毛主席的白衬衣才洗了，毛主席正要去上课，见这件衬衣冒干，开慧 同志讲她去借一件来，毛主席说不要了，说完就穿着那件灰布长衫上课 去了 •开慧同志的穿着也是很朴素的，热天总是一身白粗布褂子•平时穿 一件半新半旧的开襟子，外罩一^牛灰不灰红不红的格子旗袍•毛主席铺 盖很朴素，垫的白床单，盖的是兰印花被。毛主席和开慧同志总是这样吃 的随便，穿的随便，从不讲究，从不特殊。

虽然日子很艰苦，但是，毛泽东和杨开慧却对陈玉英很好，完全把她 当作自家人看待。

初到武汉时，陈玉英不熟路，又不认识字，搞不清街道地名。有一次， 她上街买东西，结果走错了路，不晓得如何回家。当她好不容易转回督府 堤的时候，已经过了吃中饭时间好久。毛泽东和开慧正在家中，没有责怪她。当知道她是迷了路后，毛泽东关切地说：“孙嫂，大城市，街巷多，不晓 得走，我给你想个办法，我写个条子给你，你就可以问路，或者请别人送你 回家来。”

说完，毛泽东便在一条白布条子上写着：“都府堤41号，陈玉英。”

从那以后，陈玉英出门就拿着毛泽东写的布条子，再也没有走错路回 不了家。

杨开慧性情温和，对陈玉英很好。她常对陈玉英说，“孙嫂，你在我屋 里做事这样忙，是自己家里人一样，不要分什么你我，没有什么上下，都是 —样的。”

她很喜欢陈玉英，陈玉英也很喜欢她。虽然远离家门，陈玉英却觉得 和毛泽东、杨开慧一家在一起比在自己家里还好，她和杨开慧就像亲姐妹 一样无话不说。

武汉的日子，对于杨开慧来说，艰苦而又紧张。复杂的局势扑朔迷离， 围绕“农民运动”、迁都的争斗，革命与反革命的势力都在暗暗地较量，此 消彼长，此长彼消，一场大风雨即将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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