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中共八大在北京召开，这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首次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

66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次铺陈当时会议留存下来的档案、文献、手迹、影像，从历史的温度中，解读那些经岁月沉淀后折射出来的宝贵时代价值。

按照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三年召开一次。但当历史的脚步疾进到1948年时，人民解放战争正进入国共大决战时期。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时期，难以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制止通货膨胀，恢复和发展生产，保障和改善人民生活，是新中国成立后的重中之中大事。然而，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尚未完成，新生的人民政权还不巩固，反革命分子的颠覆破坏还时有发生之时，由美国挑起的战火，又烧到了鸭绿江边。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拉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

直到1952年底，形势才逐渐明朗起来，镇压反革命的工作取得决定性胜利，全国范围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抗美援朝进入边打边谈阶段，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但时不我待，1953年《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旗帜鲜明地指出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新中国进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时期……“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崭新的语句，成为1953年的关键词，成为全国人民奋进的目标。

革命建设两年间，白驹过隙到了1955年。这一年的3月31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作总结时，代表中共中央宣布：在1956年下半年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还说，我们的五年计划也上了轨道，社会主义总路线提出后各方面都清楚了。经过这次代表会议使大家在思想上更加统一了，为召开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准备了条件。从中共七大至此，间断了11年之久的中共八大筹备，正式提上议事日程。

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必须有一个合适的会场。当时人民大会堂尚未建造。选定会场，成为会议筹备的“大任务”。

有人提议，还是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这里曾召开过“两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和首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这里召开中共八大，有交通、医疗、保卫上的便利，离领导人的住所也较近。但参加中共八大的代表和列席会议的代表总数超过了1500人，这远远超过了怀仁堂的承受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会务筹备组就把目光投向了新建成的全国政协礼堂。

政协礼堂是当时北京西城最亮丽的、最宏伟的地标性建筑。筹建于1954年春，属苏式建筑风格，建筑面积1万平方米，外观庄严大方，内部厅堂华丽，是新中国较早的重要建筑。根据最初的设计方案，政协礼堂会场为上下两层，一楼设5个会议室，楼上为800平方米的大厅，可容纳1300余人开会。但“八大”要有1500多人参会，所以仍需要对政协礼堂进行必要的调整和小范围的改造。

当时任筹建组秘书的苏林云回忆：

1956年春，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和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到政协礼堂第一会议室，把连以农和我找来。邓小平说：“中共八大要在这个礼堂召开，约有1500人参加，上主席台的有270人。这次大会，苏联的米高扬要来。你们还得给他准备一个休息的地方。”

要解决1500多人的座位，就需要把一楼的所有桌椅，进行移动，还要增加两排桌椅。要解决270人上主席台的问题，还要求能让代表能看到主席台的人。在当时，还是有一定困难的。因为主席台口只有16米宽，每排最多只能坐30人，需要坐9排。

为了中共八大召开，我们想方设法，先是腹案，后是图纸。带着图纸向有关部门请教，又请来一些能工巧匠。在多方协作和现场办公中，优化出了最佳方案：第一排座就在地面，从第二排起每排高出20公分，共做了8排高大地坪，每排都设有坚固的栏板，以保证安全，这样共设计制作了80多块栏板，在两侧和后排，还留了走道。

至于米高扬的休息问题，因为第一会议室是毛主席和主席台同志休息的地方，前厅有好几个会议室，须穿过代表的休息厅，不方便去。最后是把主席台西侧的道具间装修一新，临时改作了贵宾休息室。这些问题很好地解决，中央领导很满意。

2018年6月21日，政协礼堂的大门口醒目地悬挂上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的标识牌。我们透过这标识，走进这红色礼堂，从座位到主席台，看到了当时中共八大会场最终布置的简约：主席台后部，没有任何宣传装饰，没有悬挂伟人画像，也没有悬挂党旗、党徽，只是并排一列摆放着10棵绿色的棕榈观赏树。

这简约的会场，建构了中共党史上一次伟大的会议。

1956年9月15日下午2时整，中共中央领导人步入会场，全场掌声雷动。2时5分，毛泽东主席走上了讲台，用他那富有吸引力的湖南乡音开场：“同志们：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了。”

毛泽东的开幕词不长，总共3099字。一篇简短的开幕词，被34次热烈的掌声所打断。其中有5次是长时间的热烈的鼓掌。开幕词中的很多“华彩段落”，被称作“毛泽东格言”，曾经被人们反复引用。如：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

与会代表们都认为这篇充满“毛泽东风格”的开幕词，肯定是毛泽东亲自动手写的。因为毛泽东的风格、毛泽东的语言特色，大家都太熟悉了。

然而，在会议间隙，一些代表在休息室见到毛主席，称赞开幕词写得极精彩时，毛泽东对大家说：“这个开幕词，不是我写的，是个年轻秀才写的，这位秀才，叫田家英!”

代表们非常诧异，他们都知道，无论是作报告、演讲、写文章，毛泽东都是亲力亲为，从来不用别人代笔，特别是这么重大的会议，按理应是他亲自动手，撰写其“精彩”的。

事实也是这样的。在中共八大会议准备期间，毛泽东曾起草过两个版本的开幕词，但都因为事务繁忙，都没写完。眼看大会召开的时间越来越近，只好由他人代笔。最初，毛泽东让陈伯达写了一稿。但陈伯达把讲话稿扯得太远，把话说得太大，套话也多，毛泽东不满意。

“有个稿子带在口袋里，心里踏实些。”对党代会高度重视的毛泽东，把秘书田家英叫来，让他赶写一个“短一些”的讲话稿。

34岁的田家英，文笔干练老到。20岁时，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从侯方域说起》的千字文，就深得毛泽东的赞许。

这次，田家英心领神会毛泽东“要简短精炼，要有力”的要求，仅一个通宵就赶写完初稿。毛泽东阅后，非常满意。

我们在档案馆的展陈中，看到毛泽东在田家英写的开幕词上加写了一段关于“苏共二十大”的评论。在文章的最后还加写了一段对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话：今天在座的还有我们国内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他们是和我们一道工作的亲密的朋友。他们一向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我们对他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文脉贯通、神采飞扬、气势恢宏的中共八大开幕词，成为中共党史上永远的名篇佳作。这一佳作不仅在与会代表中产生强烈共鸣，而且极大地鼓舞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

八大政治报告是由刘少奇主抓。为了写好政治报告，从1955年12月7日开始，到1956年3月上旬，刘少奇连续听了30多个部门的汇报，充分而广泛地了解许多实际情况。

从7月6日到14日，毛泽东先后6次召集起草委员会会议讨论政治报告初稿，15日和19日他又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7月23日以后，中央主要领导移往北戴河继续商讨修改政治报告。8月22日时，刘少奇提交给中共七届七中全会讨论修改的政治报告文稿篇幅很长，有9万多字。毛泽东指示，政治报告要缩减到3万字左右。按这个指示和要求，报告仍需进行大量修改和高度凝练。

怎样凝练呢？《五十年的回望》一书中有《秘书眼中八大前后的刘少奇》一文。文中记载：“少奇同志对《政治报告》的起草和修改特别认真仔细，一直到离开会时间很近了，他还在逐段逐句逐字地斟酌推敲，甚至对每一个标点符号，他都要反复琢磨。”

事实上，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一直到大会召开前一天的晚上11点才停止修改并付印。这份政治报告的起草历经一年多时间，修改稿有80多个，大的改动就有5次。我们在一份珍贵的档案中看到，8月29日，刘少奇把修改过的部分内容请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看了修改稿后，特意做了“算术题”，认真地计算了一下字数后，写下批示：“这一部分改得很好，字数不多，清爽好看。”在9月14日晨6时，毛泽东又在嘱咐翻译、付印等具体工作。

毛泽东在谈及政治报告起草时，有一幽默的说法：“第一次推翻你的，第二次推翻他的，推翻过来又推翻过去，这也说明我们是有民主。不管什么人写的文件，你的道理对，就写你的，完全是讲道理，不讲什么人，对事不对人。”

参加中共八大的代表的身份是多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不仅是选出来的参会代表，还是大会的组织者、文件的起草者、发言人。

邓小平全面主持党章修改及修改党章报告工作。在严谨的条文上，在逐段逐句逐字的修改上，精细到远胜诗人贾岛的“推敲”。《邓小平年谱》记载了他每一天对党章的修改情况。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展陈中，我们看到了八大闭幕的前一天，即9月26日周恩来写在台历上的工作要记：“二时，八大”“三时，机场接尼首相”“七时半，陪主席见尼首相”“九时，便宴尼首相（西花厅）”，在三时和七时半之间插入了“五时，八大选举”，最后又用红笔写了一条：“晚十一时半，中央开会”。从下午2点到深夜11点半之后，周总理出现在八大会场、机场、西花厅等地，小小的一张台历，见证了他繁忙的工作，也见证了八大会期的紧凑。

当然，从紧张高效的八大会议上，我们还能体会到活跃、活泼的会风。

大会的活泼，体现在大会发言的环节上。对于大会发言，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与七届七中全会上强调，发言要精，要生动，要多种多样，要短，要有内容，要有表扬、有批评、有成绩，也有缺点、有解决的办法，不要千篇一律。

整个会议期间，有68人在大会上作口头发言，还有45人作了书面发言。这些发言者有中央领导人，有地方各级党委负责人，有中央和国家各部委负责人，还有基层党组织负责人、普通党员代表。代表面十分广泛。我们在档案展陈上，看到了彭德怀就大会发言致毛泽东的函和毛泽东的批示，这足见对大会发言的重视。

这些“洋代表”中，有由苏共的领导人之一米高扬担任团长的苏联共产党代表团，有英国共产党总书记波利特、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伊巴露丽率领的代表团。

毛泽东非常重视这些“洋代表”，他亲自会见、接见了一批列席大会的兄弟党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坦诚友好的交谈。特别是认真听取了法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政治局委员雅克·杜克洛关于巴黎公社时期的报纸情况的介绍。

对于“洋代表”，周恩来总理更是以极大的热情，亲自安排有关接待工作，并与一些国家的“洋代表”，进行亲切交谈。

毛泽东在中共八大开幕词中说：“今天在座的有五十几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劳动党和人民革命党的代表。他们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们和我们有一种共同的语言。他们走了很长的路程来到我国，以崇高的友谊参加我们党的这次代表大会。这对于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和支持。我们对他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中共八大邀请外国政党参会，是与当时的时势紧密相关的。在召开中共八大前后，中国正处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封锁包围之中。为打破这种包围、封锁，中国共产党增强党际交往，尽可能地同与中国共产党友好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和一些国家的进步政党建立和保持联系。

中共八大是新中国成立之后，首次并至今唯一一次邀请外国政党代表团参加的党代会，它也是对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工作成果的一次大检阅。

来源：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