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夏，水产部监察组开始组建。监察组属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 的派驻机构，实行双重领导。在组建监察组期间，我母亲彭儒对人员的 调配，反复与水产部门协商解决，她亲自査阅档案，最后决定从部队转 业干部中挑选四名团职以上校级转业干部，且都是部队老保卫干部，其 他两名干部由水产部机关和外部选调，共七人组成水产部监察组。我母 亲彭儒任副组长，列席部党组会议。

监察组成立后，如何开展工作？这是摆在我母亲面前首先要解决的 问题。

那些从部队转业来的干部，对地方机关不了解，对搞好监察工作心里无底；即使从地方来的干部也认为，监察工作是项新任务，信心不 足。面对这种思想状况，我母亲领导全组同志反复学习中央监察委员会 有关文件、指示和监察工作的方针政策，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明确任 务，增强对监察工作的信心。同时带领全组同志到中监委有关部门，听 取其他部委监察组工作经验的介绍，进一步提高全组同志的工作信心和 认识。

1964年，适逢全国各地正在开展“四清”运动，监察组收到不少申 诉、控告材料。有部属单位的，也有全国水产系统的。这些材料我母亲 都要亲自审阅，然后在全组讨论，统一认识，选择处理方案。为慎重起 见，我母亲还亲自到天津有关部门了解情况或派人到上海、江西、湖 北、舟山、宁波等水产系统调査研究，初步掌握了一些情况，并加强与 这些单位的工作联系。

为了配合“四清”运动的中心工作任务，.1965年秋冬，母亲带队到 无锡水产养殖场蹲点，以便裳握“四清”运动的第一手材料和经验。参 加“四清”蹲点人员除监察组人员外，部机关和无锡有关部门也派人参 加工作队，共七人。

无锡养殖场人数不多，但情况复杂。领导班子长期不团结，经济账 目不清，人员成分复杂。工作队进驻后，按“四清”运动规定，工作队 要坚持实行“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当时，母亲已经是年过 半百的老同志了，身体又不太好，但她仍然坚持“三同”。

这时的养殖场正是清塘、选鱼种季节，以备开春后放养大水面。我 母亲同职工一边劳动，一边谈心，了解情况。无锡虽是南方地区，但初 冬的太湖也寒风凛冽，冻得两手红肿难忍。母亲白天坚持劳动，晚间还 要同职工谈话，一次谈话就是三四个小时。

由于母亲深入细致的工作，经过三个多月的时间，养殖场基本情况 已经摸清，工作初见成效。场领导千部经过教育帮助，在思想认识上有 很大提高。领导千部团结问题甚本得到解决，财务账目初步理清，并査 出一个贪污案件（交市有关部门处理），广大干部职工受到了一次深刻 的教育，场里的工作、生产有了很大改观。一位副场长说：

“过去不安心工作，总和别人闹不团结，经过彭大姐教育帮助，认 识了自己的错误。今后要努力工作，主动和其他同志搞好团结，为水产 事业做出贡献。”

无论在哪一个单位工作，干部和群众普遍都认为，彭大姐的民主作 风好。在工作中，不论大事小事，她都要和大家商量讨论，认真听取大 家的意见。如部机关的申诉案件，大家认为这些案件都是部党组直接处 理的案子，我们不要插手，只听其申诉不表态。对直属单位和水产系统 的申诉案件，均属“四清”运动中的问题，应由本单位结合运动处理。 这些处理办法，都是在彭大姐亲自主持下讨论决定的。所以，监察组里 的同志都觉得在彭儒同志领导下工作，心情非常舒畅。我母亲从不摆架 子，她一贯平易近人，大家都称她为“彭大姐”，从不称她的职务。不 仅组里的同志是这样称呼她，就连部机关的同志也称她为“彭大姐”。

母亲在生活上一贯艰苦朴素，不论在机关，还是出差，从不搞特殊 化，她总是和大家一起生活和活动。如在无锡“四清”蹲点时，该养殖 场周围就是无锡游览区，这些游览风景区食堂、餐馆很多，我母亲从不 涉足这些地方。

另外，母亲对同志关心备至。监察组的同志如果出差在外，她总是 要到这些同志家里去看望，问寒问暖，如小孩上学，上幼儿园，老人看 病，家庭生活是否有困难等。所以，组里的同志们和家属都得到很大安慰，深受感动。

在无锡“四清”时，有市公安局一位同志参加该场“四清”。当我 母亲知道这位同志豕庭生活十分困难时，就从自己生活费中每月拿出20 元钱补助这位同志，使这位同志很受感动，直到“文化大革命’’中，还 两次来信对母亲深表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