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行之后，贺氏兄妹不仅没有收敛，“不安分”的事反而一件接着一件而来。

在福音堂教会学校里，教贺子珍她们的是两个女教士，她们天天领着学生做祈祷，讲圣经，连星期天学生都得回教堂做礼拜。每天，两个女教士都要对学生们传教，一个说：“上帝爱一切人，人们也应彼此相爱。”

另一个接嘴说：“只有人人都信奉基督，世界才有安宁，人们才能获得幸福。”

尽管她们一唱一和，但是，贺子珍上学不久就发现，她们嘴里说得漂亮，而做的却并不是那么回事。同贺子珍同班读书的有30多人，其中，有 豪门小姐、大家闺秀，也有部分家庭条件不太好的女孩。同学中以家庭经济条件好坏为界线，分成两派。豪门的贵小姐娇生惯养，衣着华丽，经常在其他同学面前摆阔气。而贺子珍虽然家里也不差，却是经济条件差一派的 女同学的领袖。

每次两派学生发生摩擦时，外国教士总是袒护、包庇那些豪门小姐， 受到训斥、处分的，总是和她在一起的这一派无钱无势的穷孩子。这些事 情早已使她们忿忿不平。

在上次游行中，贺氏姐妹认识了青年教师顾祖荫后，从他那里知道了许多新发生的国家大事，比如哪里的军阀又打仗了、什么地方罢工了等等，两人的视野极大地开阔了。

然而，她家的茶馆前面上演的悲惨一幕日日如此，丝毫不曾改变。

贺子珍对劳苦人们的同情尽收眼底后深记心中，为此，她对妹妹说： “我想找一条穷人不用卖儿卖女的道路。”

“这条路有没有呢？是什么样的，怎么走法呢？ ”贺怡反问道。

“我不知道，但我想去摸索。”

她说这话时，美丽的大大的眼睛里闪着聪慧而固执的光。她是要去为穷人寻找出路，并愿意为他们而付出自己的。

“可是，怎么找呵！我们女孩子，真是太难了。”贺怡说道。

“不管有多难，我都会去寻找的。”贺子珍固执地说道。

然而，要摸索这样一条道路谈何容易！正在贺氏姐妹开始寻找和思索时，江西这个内陆腹地正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

1922年冬，一个名叫赵醒侬的人，受党组织派遣，从上海回到了南昌。

赵醒侬，江西省南丰县城人，父亲是个裁缝。赵父终日劳动，难以维持 一家人的温饱。赵醒侬高小毕业后，被迫中断学业，前往湖南长沙和常德 等地当学徒。后来，他又辗转到了上海。在上海，为了活命，他只好白天到 衔头卖报，晚上去戏院跑龙套，夜里没有地方住，就偎缩在小菜场或屋檐 下；有时遇上巡捕驱赶，只好在马路上步行达旦。不久，他结识了一些穷朋 友，在他们的帮助下，他在一家小店里当了“伙计”。五四运动爆发后，上海 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声势浩大，赵醒侬从斗争中看到了民族解放的新希 望，他加人了上海工商友谊会，并经常为该会刊物《上海伙友》写稿。

在上海工商友谊会成立之初，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为了争取和团结广 大店员工人，曾给予《上海伙友》一定的帮助和支持，并在该刊上发表了一 些宣传劳资对立和阶级斗争的文章。陈独秀还为该刊写了发刊词，《新青 年》杂志社为它发行了第一册至第六册。可是不久，工商友谊会暗中与资 本家勾结，领取津贴，贩卖改良主义思想。陈独秀停止了对他们的帮助和 支持。随后，赵醒侬也与工商友谊会断绝了关系。

1921年秋，赵醒侬在江苏省立第二师范附设职业补习学校学习，加人 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便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他开始了艰 辛的革命工作。

赵醒侬此次来到南昌主要是着手创建江西党和团的组织。

在南昌，赵醒侬通过进步青年方志敏，与江西改造社的主要负责人袁 玉冰等取得了联系，经过短时间筹备，赵醒侬、方志敏和袁玉冰等15人发 表《南昌文化书社宣言》，成立了南昌文化书社。文化书社专门贩卖马克思 主义和其他革命书报，负责人是方志敏。赵醒侬住在书社，一边帮助方志 敏经营，一边秘密开展建党建团活动。

1923年1月20日，赵醒侬、方志敏和5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靑年，在 南昌组建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江西地方团，穷困失业靑年刘拜农为临 时书记。随后，赵醒侬和袁玉冰、方志敏等一起讨论了江西以后的工作，并 作出如下决定：

一、 组织“民权运动同盟”，对普通人的宣传。

二、 组织“马氏学说研究会”，为我校（为保密起见，赵醒侬等人称中

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为学校，把江西的团组织称分校。）吸收新的分子。

三、 南昌还在手工状态中，自后应在九江、饶州、丰城三个工业区域

内积极去设（分）校，吸收青年工人。

四、 南昌工人方面（的）活动，督促胡占魁去做。

同时，他们4决定：“把改造社的《新江西》季刊及《青年声》周刊作为 宣传我们主义的刊物。”

经过努力，2月底至3月初，江西民权运动大同盟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相继成立。参加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会的会员有50多人，来宾有40 多人。

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第二天，江西督办蔡成勋即逮捕了袁玉冰和民权运动大同盟文胶段主任刘子池、南昌工会会长胡占魁，勒令《青年声》 周刊停止发行，接着又下令取缔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民权运动大同盟，查 封文化书社，并通缉赵醒侬、方志敏等人。赵醒侬被迫去上海，方志敏和刘拜农往南京。

军阀的残酷镇压，并没能阻挡江西革命运动的发展，相反却促进了江 西青年的觉醒。这一切，贺子珍她们并不知道，但是受时代风气的影响，贺子珍和同学们已经大受各种思潮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等革命思想的影响，

开始有了觉醒之举动。

一天学校里发生了一件事，终于致使学生们同女教士之间的矛盾尖锐起来。

这是一节音乐课。康教士叫学生轮流照五线谱弹风琴。

康教士平时说得最多的是“仁慈上帝”，讲课讲得最多的就是要学生 们学会“仁慈”和“宽容”，但是这位康教士自己却没什么仁慈和宽容可讲， 她上课采取的是最野蛮的方法。比如，上弹琴课，她手握教鞭站在学生背 后，学生弹得好，教鞭就和着乐曲打拍子；弹错了，教鞭就落到学生的手背 上了。因此，她被学生称为“比男老师还野蛮的女老师”。

课堂上，贺子珍熟练、轻快地弹完了乐曲，康教士高兴地称赞：“仁慈 上帝！好，很好！”

接着，轮到下一个女同学弹了，她前几日生病了，弹琴练习不多，此时 看着康教士长长的教鞭，心里有些紧张，结果上来一弹，手不听使唤，开头 的几个音符全弹错了。康教士一听，脸马上拉了下来，骂道：“笨蛋，十足的 笨蛋！ ”说罢，手中的鞭子落雨般抽下来。

女同学刚想解释一下，康教士更发怒了：“我让你不服，我让你不服！”

她边说边打，那鞭子更急更重地抽向女学生。康教士人高马大，下手 又重，手中鞭子挥舞，打得女学生痛得哇哇大叫。

这时，坐在位子上的贺子珍再也按捺不住胸中的怒火了，一个箭步奔 到康教士面前，杏眼圆睁，气愤地说道：“教士，你不能这样，不许打人！”

康教士打得正起劲，全然想不到学生中竟有人胆敢来制止她，更想不 到来制止她的竟是刚刚受她表扬的贺子珍，突然之间瞠目结舌，握教鞭的手停在空中：“为什么？”

“因为你是教士！”

“因为我是教士，就不能打人？ ”康教士半晌也想不清这个道理。

等康教士反应过来时，贺子珍已拉着女学生走出了教室。

下课了，同学们来到宿舍，对刚才康教士打学生一事议论纷纷，有的 同学说：“当时我也想去制止，但是看到康教士那狠样子，没有那个胆量。”

贺怡气愤地说••“她们口口声声地说人人平等，但是做的却与说的完全不一样。对学生任意打骂，真是越来越张狂了。”“昨天上体育课，我立正慢了些，就挨了严教士一脚，今日脚踝骨还痛呢。”一位女生忿忿地说。

“前天我集会慢了点，康教士抓住我的头发，把我的脑壳往墙上撞，脑壳撞起了大包。”另一女生说着，低下头，让同学们看她头上的包。

“这样打骂，长期下去，我们不能忍受！我们是人，不是牲畜！我们向教会抗议去！ ”贺子珍高声对大家说。

“对！ ”同学们赞同说，“不能再让她们打下去了！断了手、断了脚，怎么办啊！”

“要是她们不听，我们就罢课！”

大家议论纷纷，并跟着贺子珍要走，这时身边一位女生用手碰碰贺子 珍，说道：“我们还是忍忍吧！万一她们开除……”

“我不怕。”贺子珍对同学说，“就让她们开除我们吧！我们为了自由而反抗，有错吗？”

“对！开除就开除！”

此时，南昌、吉安等地学潮迭起，福音堂小学的教士们有报纸，怕学生受影响，报纸不给学生看，甚至连城里演戏，女教士都不让她们去看，说演戏是魔鬼，看了会中邪的。

不管福音堂对学生管得如何严，毕竟未能与外界隔绝。这时，正值中国社会动荡不安的年代，外面世界风云起伏，洪波汹涌，福音堂学校也受到外面风浪的波及，再也不能保持往日平静了。贺子珍的话引来大部分同学的响应。

由贺子珍领头，同学们一起来到了教堂主教协教士那里告状。

看到一大群学生叽叽喳喳涌进教堂，协教士对音乐课发生的事已经知 道，现在见学生又找过来了，情知不妙，马上装出温和的样子对学生们说： “打学生这一点，上帝也是不赞同的！康教士是要求严啦，是为你们好。”

“我们中国人不是畜牲，想打就打的！ ”贺子珍大声说道。

“是的，是的，上帝就是基督，人人平等。中国人也不例外。”

最后，为了“维护学校声誉和影响”，协教士答应了同学们提出的“尊 重我们”的要求。 

以后康教士再来上课时，再没有以前那样傲气了。其他教师打骂学生的行为也因康教士这一挫败收敛了好多。

但是，贺子珍与同学们一起到教堂告状之事，又传到了母亲温杜秀的 耳朵里，她隐隐约约地觉得贺子珍、贺怡做事越来越胆子大了，并且是不 服输！她忍不住对丈夫贺焕文说：“桂圆这女仔，太犟了！将来会吃亏呀！” “唉，这不是犟，是认死理。”丈夫叹气说，“不安分啦！”

本文来源《贺子珍》，作者陈冠任，由井冈山红井冈培训基地整理编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