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虽然离开了红四军的领导岗位，但他的心一时一刻都没有离幵 军队、根据地和人民。在养病期间，他仍以极大的热情，关注山外的一切。 他一边养病，一边详细地了解闽西进行土地革命的情况、群众对分田政策 的意见。他同这里的群众聊天时，精神特别好，往往一坐就是大半天。

毛泽东在苏家坡深山中惟一感到不适应的是，在这里一张报纸都看不 到。这使毛泽东觉得与外界几乎隔绝了，他每天都在沉思着，贺子珍了解 他的心情，于是，当县委的同志来看他时，贺子珍就让他们下次来时带来 一些报纸，好让毛泽东从报纸上了解到外界的情况。县委的同志听了贺子 珍的话，下次再看毛泽东时，就带来了报纸。

毛泽东看到报纸特别髙兴，可是，报纸上的消息又让他皱起了眉头。 报上全是红四军出击闽中失利的情况以及红四军回到闽西根据地的消 息。毛泽东很关心出击闽中的战斗，他详细地询问了县委同志作战的经 过，当得知失利的红军已回来的确切消息后，才算放了心。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到了 1929年9月下旬，红四军攻克上杭县城后， 决定在上杭召开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前委通知毛泽东去参加。毛泽东回 信说：“红四军党内是非不解决，我不能够随便回来；再者身体不好，就不参加会了。”

回信送到上杭，前委给了毛泽东党内“赘告”处分，并耍他马上赶来。 毛泽东只得决定坐担架到上杭去。

此时，毛泽东的病虽已经有所好转，但他身体仍很虛弱，还不能走长 路。他要去参加大会，贺子珍放心不下，就劝他说：

“你身体还没痊愈，怎么参加大会呢？”

毛泽东知道贺子珍是担心他的身体，耐心地对她说：“已经给我替告 处分了，我怎么还能不去？”

贺子珍深知毛泽东的脾气，知道自己说不过他，只好反复地叮嘱他耍 小心。她看着毛泽东拖着虚弱的身子走出门，心里放心不下，又扶他坐上 担架，直到他和警卫员走出好远的路了，她还在原地望着他们的背影，久 久没离幵……毛泽东与她短暂的分别都让她的心牵挂不已。

但当毛泽东赶到上杭时，会议已经结束。大家见毛泽东确实病得很 重，只得让他继续养病。红四军八大开得很不成功。由于实行所谓“由下而 上的民主制”，开会就得争论半天。大大小小的问题，事前没有准备意见， 就拿到会场上来争，往往争论到最后还得不到一个结论。甚至为了一个红 军法规中的党代表权力问题，讨论了两天仍旧没法解决，结果还是决定请 示中央。中共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无组织状态地开了三天，毫无结果。

会后，毛泽东留在上杭临江楼继续治病。经过10多天的治疗，病情明 显好转。正逢重阳节，看到院中黄菊盛开，毛泽东填了一首《采桑子•重阳》：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10月下旬，毛泽东随闽西特委机关撤出上杭县城，又转往苏家坡。

但是，在去苏家坡的路上，毛泽东又病得很重。结果，国民党造谣说， 毛泽东已死于肺结核病。甚至，远在苏联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也听到了毛泽 东病故的误传，第二年初在《国际新闻通讯》上专门为毛泽东的“死”发了 1000多字的讣告。

正在这时，陈毅带着中央的“九月来信”回到了红四军。

中共中央曾于8月13日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红四军出现的问 题，认为红四军七大决议案“有些是正确的，有些是不正确的”，最后决定： 由周恩来起草一封致红四军前委的信，要他们努力与敌人斗争，军委可暂 不设立，军事指挥由军长、党代表管理，调刘安恭回中央。

8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强 调“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而且更具有宣传和政治的作用”，指出红军 “必须采取比较集权制”，党的书记多负责任“绝对不是家长制”，事事“要 拿到支部中去讨论去解决——这是极端民主化的主张”；并且批评红四军 七大侧重于解决内部纠纷是不正确的，“前委同志号召‘大家努力来争 论’”和“刘安恭同志企图引起红军党内的派别斗争”是错误的。

陈毅到达上海后，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详细听取了陈毅对 于红四军和党内争论的情况汇报，肯定了毛泽东“在政治上比较正确”。最 后，政治局决定成立李立三、周恩来、陈毅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负 责起草一封指示信。三人委员会确定，以中央8月21日给红四军前委指 示信为基础，由陈毅执笔起草这封指示信。经过三人多次讨论，陈毅对一 些重大问题的认识得到很大提高。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陈毅 执笔起草的指示信，即著名的“九月来信”。

“九月来信”在总结红四军经验的基础上，着重指出“先有农村红军， 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规定红军的基本任务是：“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 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 影响于全国。”强调“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 对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 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同时，“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应交 由行政机关去办”。这些指示，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和红 军建设的基本原则，要求红四军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中央的“九月来信”，为红四军党内统一认识、纠正各种错误思想提供了根据。

10月，陈毅带着“九月来信”返回闽西后，立即在红四军中予以传达， 并派专人把“九月来信”送给毛泽东，请他回来主持红四军前委工作。

大病初愈的毛泽东看了中央的来信，兴奋异常，立即从上杭蛟洋赶到汀州。陈毅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并介绍了他上海之行的情况。毛泽东也说他在红四军八大时因为身体不好，情绪不佳，写了一些伤感情的话。这样，相互间的矛盾和隔阂很快就消除了。

1929年12月28日，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县古田溪背村廖氏宗祠召幵，会议由毛泽东、朱德、陈毅共同主持，120余名代表参加 了会议。毛泽东作了关于大会八个决议案的报告，朱德作了军事报告，陈 毅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并作了详细的解释和说明。由于决议案是会前 经过充分讨论后经毛泽东起草的，因此很顺利地为会议所通过，这就是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决 议”。

毛泽东又回到了阔别整整半年之久的红四军前委的领导岗位上。

古田会议正在召开之时，国民党当局又调集闽、粤、赣三省兵力14个团对闽西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会剿”，进犯的主力仍是赣军金汉鼎部 第十二师。闽西革命根据地，在红四军第二次人闽后，经过7个多月的经营，已得到初步巩固。于是，朱德、毛泽东在1月上旬决定率红四军回师赣南，吸引金汉鼎部离闽回赣，打破他们的第二次“会剿”。

毛泽东即将出征了。他对贺子珍说：

“战斗频繁，你不用跟着我转来转去了。现在有了一点条件，你去学习一下巴。”

贺子珍早就想学习了，她一听毛泽东让她去学习，高兴极了。不久，她就到了福建上杭的师范学校去读书。

红军大部队要走，中共闽西特委得知后，来信要求红四军留下一个纵队。毛泽东对送信人说：“敌军是跟着我们走的，不会留在闽西跟你们走。”

说罢，他转身拿起桌上的笔龙飞凤舞，挥毫写下八个字：

离开闽西，巩固闽西

然后，他对送信人说：“交给邓子恢，告诉他，我毛泽东走了!

本文来源《贺子珍》，作者陈冠任，由井冈山红井冈培训基地整理编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