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领导红军胜利地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根据地建设一片 兴旺，但却遭到中央一连串政治上的责难。

1931年9月1日，远在上海负责中央党务的王明、博古等人发出《中 央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紧接着，又发出了给苏区中央局的第4号电。

他们虽然也肯定“中央苏区是获得了它的伟大的成功”，但在根据地 与红军、土地问题、政权问题、工人运动与党内斗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 却全盘否定毛泽东直接领导的中央苏区和一方面军的一贯方针和做法， 指责中央苏区是“富农路线”，是“游击主义路线”，是犯了“缺乏明确的阶 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的最严重的错误，要求中央苏区在第三次反 “围剿”胜利后“必须占领一个两个较大的城市"，在土地革命中实行地主 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所谓“阶级路线”，并且在党内加紧反对主要危险的 “右倾机会主义”。最后，他们着重强调：“要以布尔什维克的坚定性和列宁 主义的强固性去执行国际与中央的一切指示，去改正一切错误，去反对一 切不正确倾向，而为国际路线斗争。”

来势汹汹的“指示”，实际上矛头直指的就是毛泽东！

根据这个“指示”，11月1日，苏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赖南召幵。

在代表大会前，苏区中央局开了一次小会，毛泽东受到了猛烈的批评和攻击。会上，毛泽东报告了三次反“围剿”的经过，并指出：“九一八事变 后，日本帝国主义打到中国的东部，势必引起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四 中全会代表立即发言攻击，说：“日本占领东北主要是为了进攻苏联，不作 此估计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甚至，还有人指着彝子说毛泽东：“你是富农 路线、狭隘的经验论！”

如此盛气凌人的场面，许多人看不过去，连担任记录的同志都记不下去了。

然而，毛泽东却意外地沉默着，不争辩。因为此时的气氛已无法争辩。 但是这样的做法对毛泽东的刺激却是很深的。

这次苏区党代表大会，“完全同意中央九月指示信，一致认为这指示 信所给予中央苏区的批评与其所指出的任务是完全正确的”。由此，通过 了关于政治、党的建设、红军问题、苏区工会运动、青年团工作等五个决 议，全面批评指责中央苏区实即毛泽东的“严重错误”。这些批评文字虽然 没有点毛泽东的名，直接称谓是“中央苏区”，但是很清楚，毛泽东是中央 革命根据地的最主要创造者和领导者，毛泽东当然是难辞其责了。

会议最后决定，撤销毛泽东曾经代理的苏区中央局书记职务，仍由项 英主持中央局工作。

赣南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即11月7日，中华工农苏维埃第一次全国 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

正在会议期间，毛泽东的大弟毛泽民和妻子钱希钧从闽西风尘仆仆地来到了瑞金。

1925年4月，毛泽民奉命赴广州参加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年终被派 往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主持上海书店和印刷厂工作。他 化名周泰安、杨杰，公开身份是印刷厂老板，负责印行党的所有对外宣传 刊物和内部文件。为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他派人到韶山挑选工作人员。中 共韶山支部推荐了毛特夫、毛远耀等人去上海，充当秘密印刷厂的工人。 1926年，毛泽民与青年女工、共产党员钱希钧结婚。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其后，毛泽民被党派去 武汉担任《民国日报》经理。

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后，毛泽民根据党的指示，回湖南准备秋收暴 动。他化名周方，深入到湘潭、湘乡一带活动，9月中旬返回长沙。此时，毛 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已经发动，毛泽民得悉这一消息，便带领一 批同志化装成商人，奔赴平江、浏阳。后因故回到长沙，继续从事地下工 作。年底，毛泽民接到中共中央来信，要他重返上海主持地下印刷厂工作。 于是，他回到上海，恢复已停工的印刷厂。1929年初，地下印刷厂被敌人发 现，毛泽民机智地将机器转运天津，创办华新印刷厂，自任经理。

1931年初，毛泽民奉党中央指示，再次返回上海，以幵酒栈作掩护，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发行工作。4月，由于顾顺章叛变，上海党组织遭到严重破 坏，党中央决定让他离开上海。7月，他和钱希钧辗转来到闽粤革命根据 地，担任了闽粤赣军区后勤部长。

钱希钧，是1925年人党的工运骨干，浙江诸暨人，也在中央出版部工 作。他们一起在闽粤赣军区后勤部工作了几个月，又与红十二军政委谭震 林一起来到了瑞金。

贺子珍一见到钱希钧，就喜欢上了她。这时，贺怡与毛泽覃在共同的 战斗中相恋，经党组织批准于7月20日结婚了。毛泽覃和贺怡正在瑞金 参加中华工农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也闻讯赶来，三兄弟和三妯娌 相见，一起在毛泽东的住处吃了一餐便饭。

在中华工农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由于毛泽东在中央革命根 据地的崇高威望，他仍然被当选为临时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但是，新成立 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却没有毛泽东的位置。中革军委由朱德任主席， 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中革军委成立后，即宣布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 令、总政委及其组织机构，所有全国红军统一由中革军委领导。这样，毛泽 东继1929年红四军七大后，又一次被排挤出了红军的主要领导岗位。

对这些打击和排挤，毛泽东坦然处之。贺子珍也泰然待之。

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后，扩大红军的任务非常繁重。16岁以上的青少年都是动员的对象。贺子珍除了管理机要文件以外，还经常到附近的村庄做扩红的工作。她穿着一身浅灰色的军服，戴着嵌着红五星的军帽，身上背着一个竹斗笠，腿上打着绑带，来到群众中间。她同当地的干部一起，召开各种类型的茶话会、座谈会，把青壮年、老婆婆、小媳妇分别请来，宣传扩大红军的重要意义。她还挨家串户，针对不同人的想法，细细地做工作。在贺子珍的动员下，村妇女干部刘香发的丈夫杨荣连，参军扛枪走了。有一次，杨荣连生了病，医生开了个假条让他休息十几天。部队离家不

远，他回家养病来了。贺子珍知道这个消息后，马上就赶去看望他，问候他的病情。当他病好归队时，贺子珍又去送他，从乡里一直送到区里。杨荣连很受感动，说：“贺大姐，你放心吧！我回部队后，一定狠狠打白狗子，保卫中央根据地。”

其实，此时“贺大姐”才22岁。

在根据地建设中，村里相当一部分青壮年参军去了，许多家庭剩下的 是老弱妇女。苏维埃政府要求军队和政工干部，每周抽出一天或两天时 间，帮助烈军属劳动，同志们把这一天叫做“礼拜六”或“做礼拜”。

毛泽东工作很忙，但是尽量抽出时间参加“礼拜六”的活动。他经常戴 着当地群众最常用的斗笠，到烈军属的田里干活。犁田、除草、割禾，各种 农活，他都干。

这个“礼拜六”，贺子珍是必过的。她有时上山替烈军属砍柴，有时同 毛泽东一起下田干活。

此时，毛泽民也随哥哥在苏维埃中央政府工作。毛泽东给了他一个特 殊的任务一筹建国家银行。

本文来源《贺子珍》，作者陈冠任，由井冈山红井冈培训基地整理编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