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子珍开始上班后，娇娇却又遇到了新问题。

原来，娇娇到了哈尔滨以后，按照她在苏联学习的程度，揃班进入小学三年级。但是，学校里授课多是用中文。娇娇从小到了苏联，说的是俄语，对中文很陌生。回到国内后，她不仅不会讲中国话，而且连听懂中国话都是很费劲的事。她只能听懂一些简单的日常汉语会话，如吃饭、上学这些名词，但让她讲时却一句都讲不出来。

当贺子珍和她在共产国际大厦再次重逢后，母女俩已经不能像过去那样用中文来对话了，而要用一种混杂的语言来交谈。娇娇能听懂一点妈妈说的中国话，但她只能用俄语同妈妈说话。贺子珍没有受过正规的俄语训练，说得不正规，也不流利，特别是她的思维方式仍然是中国式的，她是按照中文的意思，把它翻译成俄语，因而是中国式的俄语。贺子珍说着说着，碰到一个什么词说不下去了，就要用中文来帮忙。她与娇娇的对话经常出现这种情况：俄语夹着汉语，或者是说几句俄语再加上一句汉语。这种对话方式，也只有娇娇才能听得懂， 但是却不能使娇娇对汉语有更深的理解。因此，她的汉语谈不上什么掌握。

为了使娇娇尽快提高中文水平，贺子珍答应了组织上给女儿请中文教员的要求。在上课之余，中文老师专门给娇娇补习汉语。但是，这对于娇娇来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她要像孩子牙牙学语时学大人说话一样从头学起；结果，虽然老师很努力，娇娇的中文水平仍然让人失望。

为了让娇娇有更多的用汉语说话的机会，贺子珍根据小孩的特点，鼓励她去结交更多不懂俄语的小朋友，让她在平时的交往中学习汉语。周末，其他小朋友回家看妈妈，娇娇则轮流在蔡畅、陈正人等贺子珍的老战友家住宿。娇娇同他们生活在一起，和他们的小孩子交往，用汉语对话。

贺子珍的这一招使娇娇的语言能力有了比较大的突破。

渐渐，娇娇也能与小朋友讲中国话了。但是，写和读中文，却没这么容 易。在回国之前，娇娇从未接触过方块字，可以说连个“一”字怎么写都不 知道，而三年级的语文书已经是长篇课文了。老师们对娇娇不得不从“一 二三四五”、“人口刀手尺”最简单的汉字教起。

贺子珍天生要强，又是一个急性子，她恨不得让娇娇一下子什么都学会，像中国孩子那样，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写一手通顺优美的好文章。为 了能让娇娇的汉语水平尽快提髙，她又给娇娇提出了新要求：写日记。

写日记是锻炼中文文字能力最好的方法。但是，这对娇娇来说，却是 一件很为难的事。她连汉字都认不得几个，怎么写得出日记呢？因此，无论妈妈怎样催逼.，她始终没能拿起笔写出一篇像样的“日记”来。贺子珍为此而感到很难过，后来，只好放弃了这一念头。

为了培养女儿，贺子珍为娇娇制订了一个庞大的学习计划，除了学习中文外，她还希望娇娇在学好中文的基础上不忘俄文。为了能让娇娇在学中文时提高俄文水平，她又为娇娇挑选俄文教员。

在哈尔滨，有不少在俄国十月革命后逃亡到中国的俄国贵族和他们的后裔，请这些人教娇娇是很容易的。但贺子珍考虑得很多，她怕给娇娇灌输了不好的思想而让女儿受到影响。结果，贺子珍左挑右找也没一个合适的。此计划又宣告失败！

这时，在哈尔滨，刮起了一阵父母让孩子学习钢琴的风，贺子珍也希望娇娇能弹一手好钢琴，她对女儿说：“现在的女孩子同我们当年不同了， 除了学文化外，还应有多方面的修养，你愿意学弹钢琴吗？”

娇娇从小喜欢音乐，以为练琴是很好玩的事，不知其中甘苦，马上表示乐意。于是，贺子珍用自己的津贴为娇娇请了一位钢琴教师。

此时，贺子珍也不忘教育岸青。平时，她让岸青同娇娇一起温习俄文， 同意他们用俄语交谈。有时，机关放映俄文原版电影，贺子珍总带着岸青和娇娇去看。购买东西，她带岸青和娇娇到俄国人开设的秋林公司，让他们都用俄语同售货员对话。在沈阳时，贺子珍听说苏联的学者尤金正在沈阳访问，就带着娇娇和岸青去拜访他，让娇娇结识这位学者，有更多用俄语对话的机会。尤金后来被任命为苏联驻中国的第一任特命全权大使。

另外，贺子珍还让岸青和娇娇一起学画画。

为此，她特地给他们买了图画本和彩笔。娇娇画的画不是临摹静物， 很多是根据自己的想象随意画出来的，很有儿童的情趣，贺子珍看后觉得怪有意思的。岸青开始学画时觉得新鲜，但学着画过几次后，不管贺子珍如何劝，他就是不学了。

有一天，贺子珍对娇娇说：“你画一张你自己的画给我看。”

不一会儿，娇娇就画完了。画面上是两个男孩子，中间是一个梳小辫子的小姑娘，两个男孩子画得又矮又小，女孩子却画得又高又大，三个人手拉手地往前走。毛岸青一看就知道画的是他们兄妹三个人，便对娇娇说：

“我们三兄妹中你最小，你怎么把我和大哥画得那么小，你自己画的那么大呢？”

娇娇得意地说：“就该这样画，在这张画里，你们就是比我小。谁让你不学画画，你学了以后可以把我画小嘛。”

平时对娇娇很少露笑容的贺子珍，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然后，贺子珍又笑着对岸青说：“岸靑，你还是继续学画吧，这样就能把她画小了。”

至于最后毛岸靑到底学了画画没有，不得而知。

岸青和娇娇一起生活在贺子珍的身边，贺子珍对岸靑像是对待自己的 儿子，甚至比对娇娇更耐心。娇娇时不时要挨妈妈的打和骂，但贺子珍从来没有碰过岸青一个小指头。每次同岸靑说话，她都是轻声细语，充满母爱的温情。这使岸青倍感温暖。

贺子珍教育孩子倾注心血，但是，她却完全是私人所为，于公家，她仍如长征时那样容不得半点私情。

娇娇在苏联生活了六七年，生活方式都已全部苏化，连穿衣、吃饭都 完全与苏联人无二样。苏联的妇女一年四季都穿裙子，娇娇也养成了穿裙子的习惯。回国以后，组织上看她换洗衣服不够，给她做了一身衣服，下面是条裤子；娇娇没有穿惯长裤子，别扭极了，怎么穿怎么不舒服。组织上知道后，马上另外给她做了一条裙子。为这事，贺子珍十分生气，认为娇娇给组织上添了麻烦，把她数落了好几天。

在苏联居住期间，娇娇吃惯了黄油、果酱、面包，回国以后，这些都没有了，变成了馒头、粗粮、杂粮。幵始的时候，娇娇不习惯，每次吃饭都没情绪，有时还哭着向贺子珍要黄油、面包。这时，贺子珍的气就上来了，她不断责备娇娇：“我们回国没做什么事，却给组织添了好多麻烦，你还好意思伸手要这要那。你吃不下就别吃，饿肚子去。”每当这时，娇娇只好硬着头皮吃她不爱吃的中国饭。

这种语言、生活方式的转变，是艰难的，贺子珍在使女儿尽力适应国内生活的同时，也努力促使自己完全中国化。她们的这一过程看似简单，实际上是一种意志、耐力的考验，但是，在经历过种种磨难的母女俩面前， 这些困难都不在话下，很快她们就适应了国内的生活。

本文来源《贺子珍》，作者陈冠任，由井冈山红井冈培训基地整理编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