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打断了中国社会的正常发展进程。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及由此派生的社会矛盾、阶级关系、革命性质等逐渐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之前，中国是一个独立的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封建君主专制国家，社会内部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逐渐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给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条件。因为自然经济的破坏，给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造成了商品市场，而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又给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劳动力市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由此生长起来并得到初步发展。外国资本、官僚资本、民族资本相继兴起，建立起一批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业企业。其中，民族资本是有利于推动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进步的经济成分。

然而，西方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绝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而是要使中国成为它们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的永久性市场，以掠夺更多的资源，攫取更大的利润。为此，它们竭力维护中国的封建剥削制度和君主专制统治，勾结封建势力压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农业为例，甲午战争后中国农村经济虽然进一步商品化，但这主要是由西方列强掠夺原料和倾销商品引起的，因此，这种农村经济商品化的发展，不仅没有导致中国农业资本主义的相应发展，而且使广大农民遭受外国资本主义更重的盘剥和压榨。同样，西方列强把大量资本输入中国，在中国经营许多轻工业和重工业企业，以便直接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的劳动力，并以此对中国的民族工业进行直接的经济压迫，阻碍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样，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就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两个方面的重大变化：一方面，外国商品和资本的大量输入，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把一个封建的中国逐渐变成一个半封建的中国；另一方面，外国侵略势力又与中国封建势力相结合，采用一切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压迫手段，残酷地统治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一个半殖民地的中国。

鸦片战争以后，在近代中国社会演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若干基本特点。

在政治上，中国不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领土与主权的完整遭到严重破坏，司法和行政的统一不复存在。领事裁判权作为一种政治性的侵略，不仅严重破坏了中国法制的独立性，同时也是外国侵略者在华攫取各种经济特权和巩固各种既得利益的重要手段。享有治外法权的在华外国人，可以恣意妄为而不受中国行政法律的管辖和制裁。尤其是在这种治外法权庇护下的“租界”，更无异于“国中之国”。中国政府的内政、外交、财政、军事无一不受到列强的操纵和控制，各大国驻华公使馆事实上成为清政府的“太上皇”。在外国列强实行“以华治华”方针的情况下，代表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清政府，则日益成为外国资本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

在经济上，中国虽然有了资本主义工商业，但传统的农业经济仍是中国经济的主要形式。农业的生产方式，仍然是由封建地主阶级占有大量土地，并把土地分为若干小块租佃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耕种。中国农村存在着像汪洋大海一样的分散的小农经济，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几乎完全用旧式的手工劳动从事个体生产，农业生产力处于十分低下的水平。封建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虽然逐渐遭到破坏，但封建的土地关系，即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官僚买办资本和高利贷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仍占明显的优势。外国在华资本和依附于它的官僚买办资本垄断了国民经济的命脉，使中国在经济上日渐成为外国资本主义的附庸。民族资本主义虽然有了某些发展，但在整个社会经济中所占比重很小，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的多重压迫下，它没有也不可能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十分落后。

在思想文化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空前的挑战和冲击。在两种异质文化不断冲突、渗透和融合的过程中形成的中国近代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人们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道德规范、行为准则的变化。由于近代社会是被扭曲的社会，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中国半殖民地化不断加深，因而在思想文化领域内，既有崇洋媚外、卖国求荣、民族自卑感以及文化虚无主义等带有殖民地色彩的种种表现，也不乏抱定“祖宗之法不能变”的封建卫道者顽固守旧思想的种种反映。但从根本上看，近代文化的发展变化始终围绕着挽救民族危亡和改革中国社会这一主题而展开。中国古代文化精华所铸就的民族精神和优良传统，仍然是近代以来先进中国人奋起救亡、追求真理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诸如：“爱国如思渴”、“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常思奋不顾身，而殉国家之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爱国主义精神；“头可断，志不可屈”的民族气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感；拯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的救世思想；“等贵贱，均贫富”、建设“大同世界”的理想；“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和“君子自强不息”的执著追求与奋斗精神；不屈不挠反抗外敌和强权的斗争传统，等等，一直支撑着国脉民魂。同时，随着历史的发展，向西方学习成为题中应有之义。从“师夷长技”、“中体西用”，到“中西会通”、“全盘西化”，种种救国主张和方案相继提出；由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进而学习西方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

在对外关系方面，中国屡遭外国侵略，政府与外国侵略者订立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屈辱附从的政治关系。弱国无外交。中国在外交上虽然保持着独立国家的形式，但实际上与资本主义国家在权利和地位上是绝对不平等的。

由于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中国实际上是在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或半统治之下，又由于中国的土地广大，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表现出极大的不平衡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破产，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上所少见的。

在近代中国，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两座大山。封建主义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社会基础，帝国主义则是封建主义赖以存在的支柱。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构成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些矛盾的加剧及其尖锐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彻底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也就成为中华民族所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这两大任务中，前者是后者的必要前提，只有先完成前一个任务，然后才能解决后一个问题。于是，就有了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