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民为反抗外敌和改革现状，同外国侵略势力和本国封建势力进行了长期的英勇顽强的斗争。从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广东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各地人民反抗英、法和沙俄入侵的斗争，19世纪60至90年代各地接连不断的反洋教斗争，甲午战争后台湾人民反对日本割占台湾的斗争，到历次反侵略战争中广大爱国官兵的浴血奋战；从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奋起救亡、锐意变法的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到矢志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的资产阶级革命，无数志士仁人，前仆后继，抛头颅洒热血，显示出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反侵略、反压迫的坚强意志和斗争精神，在中华民族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悲壮篇章。

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主力最初是农民。在封建制度压迫下的中国农民有着强烈的反抗性，他们自发进行的斗争给了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封建统治势力以沉重的打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和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

鸦片战争开始后，在1841年至1849年的几年间，各族农民起义即达110次之多，到1851年，终于爆发了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马克思在当时就曾指出：“中国的连绵不断的起义已经延续了约十年之久，现在汇合成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革命；不管引起这些起义的社会原因是什么，……推动了这次大爆发的毫无疑问是英国的大炮。”[6]太平天国运动历时14年，席卷18个省，攻克600多座城市，在南京建立了与清王朝相对峙的太平天国政权，颁布了中国农民运动史上第一个完整的土地纲领――《天朝田亩制度》。太平天国的这一土地纲领虽因带有很大的空想色彩而在实践中难以施行，但它反映了千百年来农民要求得到土地的强烈愿望，对于发动和鼓舞广大农民起来参加反封建斗争起了积极的作用。太平天国运动规模之大，发展之快，组织制度之完备，斗争威力之大，都达到了中国旧式农民战争的巅峰。

19世纪末，在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之际爆发的义和团运动，虽然有狭隘和落后的一面，但其矛头直指帝国主义侵略者。他们凭借最原始的大刀长矛，以异乎寻常的勇敢精神同拥有最先进武器的八国联军进行殊死搏斗，使本来把中国看作可以任意宰割的帝国主义者，做梦也没想到中国社会底层竟蕴藏着如此巨大的反抗力量。他们不得不承认：如此“民气坚劲”的中国是不可征服的，“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也”[7]。

但是，农民并不代表新的生产方式，提不出科学的有远见的斗争纲领，不可能战胜强大的敌人。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下，他们的斗争一次又一次地以失败告终。太平天国和义和团的历史悲剧有力地证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固然是一支强大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但如果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是不可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的。

在近代中国，出现了两个新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19世纪末，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这一新生的社会力量虽然还很弱小，却是新生产力的代表。甲午战争中国失败以后，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8]首先奋起，以“救亡图存”为号召，于1898年(农历戊戌年)发动了一场颇具声势的变法维新运动。他们试图按照英、日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在中国实行以建立君主立宪制、发展资本主义为最终目标的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在短短的103天中，维新派通过光绪皇帝发布了100多道变法诏书、谕令，内容包括保护和奖励农工商业、废除八股文、兴办学校、裁汰冗员、澄清吏治、广开言路、准许组织学会和开设报馆、给予出版言论自由等。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维新派自身力量的弱小，加之他们所要依靠的光绪皇帝又无实权，变法维新运动最终被封建顽固派所扼杀。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抱着“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遗恨，血洒京城菜市口。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表明，在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道路是根本行不通的。

这一时期，与各阶层人民的反抗斗争共命运的，还有一些富于忧国忧民传统的有识之士。鸦片战争的失败，在死水一潭的中国封建社会激起轩然大波。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看起来很奇怪的是，鸦片没有起催眠作用，反而起了惊醒作用。”[9]严酷的现实，不能不引起这些有识之士的反省。面对资本主义入侵这一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他们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和中国的落后分不开的。不但古老的刀矛弓矢根本抵挡不住外国坚船利炮的轰击，古老的思想文化也根本抵挡不住“西学”的传入。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西方。自从鸦片战争失败时起，先进的中国人，历经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力图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的富强之路。

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经历了一个逐步演进和深化的过程。首先是以林则徐、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第一代开眼看世界的先驱者，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即学习西方的先进军事技术以抵抗西方侵略者。接着，太平天国的农民领袖洪秀全明确支持洪仁?\在《资政新篇》中提出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当然，他并未能将此纲领付诸实施。其后，洋务运动鼓吹“采西学”，“制洋器”，以“自强”和“求富”相标榜，先后创办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对刺激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在客观上起了一定的作用。然而洋务派的强国方案，以“中体西用”为宗旨，即采用西方先进技术的“用”，来维护已经完全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腐朽的中国封建主义制度的“体”，也就注定了这一方案失败的必然性。

清军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马关条约》签订后，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严复在天津的《直报》上接连发表《论事变之亟》等四篇轰动一时的政论文章。在最后一篇《救亡决论》中，他痛苦地发出了“救亡”的呼号。这一振聋发聩的呐喊表明，先进的中国人在惨痛的事实面前猛醒过来，意识到摆在面前的问题已不是一般地谈论什么“自强”、“求富”，而是要直截了当地起来“救亡”。戊戌维新运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走向高潮的。在此后将近半个世纪内，“救亡”成为中华民族历史进程中奏起的最响亮的旋律，是一切爱国的中国人心目中最具吸引力和凝聚力的口号。

敢于对中国的制度、文化进行反思，对封建文化的纲常名教发起批判，进而把“师夷之长技”推进到学习西方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这一更深层面的，是维新派中的激进分子(如谭嗣同)和资产阶级革命派。他们都是在甲午战争失败后崭露头角的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在从事政治活动和军事活动的同时，都曾努力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观点、社会制度和道德观念。如严复所译赫胥黎的《天演论》出版后，在知识界、思想界曾掀起巨大波澜，极大地启发和教育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那一代热血青年。“自严氏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而中国民气为之一变”[10]。进化论、“天赋人权”、“三权分立”、政党政治、君主立宪制以及民主共和制等先后被介绍到中国，成为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

中华民族是背负着八国联军占领北京、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辛丑条约》的巨大屈辱，跨进20世纪门槛的。这时，中国已经完全堕入半殖民地的深渊。国家积贫积弱，人民饥寒交迫，并且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威胁。“救亡图存”的呐喊，回荡在世纪之交的中华大地上，显得格外痛切。然而，此时统治中国的腐朽的清政府却已成为彻头彻尾的“洋人的朝廷”，无耻地宣称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在这样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之下，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所面临的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更加迫切地摆在中国人民面前。谁能够领导中国人民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谁就将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

注:

[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页。

[2]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895年底―1899年1月)，《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47页。

[3]谭嗣同：《有感一首》，《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40页。

[4]吴玉章：《从甲午战争前后到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1961年9月)，《吴玉章文集》下卷，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955页。

[5]即奥匈帝国。

[6]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1853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3-114页。

[7]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4页。

[8]即资产阶级改良派，又称立宪派，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派别，主张通过改良的办法使资产阶级参与国家政权，建立君主立宪制的国家。

[9]马克思：《中国记事》(1862年7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545页。

[10]汉民：《述侯官严氏最近政见》(1906年5月)，《民报》第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