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在华的苏联顾问和中国共产党人是积极支持的。早在1925年3月东征军占领汕头之后，广州革命政府军事总顾问加伦就开始筹划北伐问题。9月，加伦在《今后南方工作展望或曰1926年国民党军事规划》中，正式提出北伐的计划，设想于1926年下半年初即可开始北伐，并拟定了军事部署。1926年1月，鲍罗廷在国民党二大期间的演说中也强调向北发展的必要性。2月中旬，鲍罗廷在向布勃诺夫使团汇报工作时，更明确地指出北伐已“刻不容缓”，并赋予北伐与孙中山的“纯军事讨伐”不同的革命内涵，认为北伐必须与群众革命运动，特别是与农民的土地革命相联系，因此要有明确的要求和纲领。布勃诺夫在研究中国情况后同样认为，“现在就要开始促使广州对吴佩孚采取更积极的行动”，并且强调“想不‘牵涉’农民群众而进行北伐，这就意味着绝对要犯错误”[1]。

1926年2月21日至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会议认为：在英、日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吴佩孚、张作霖已建立“反赤”联合战线向国民军进攻，必然对广东革命根据地构成威胁。所以，“现在的时局，实在是中国革命的生死存亡的关头。固然应该在北方努力集中一切革命势力来抵御帝国主义的反攻，然而根本的解决，始终在于广州国民政府北伐的胜利”。“党在现时政治上主要的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北伐，“而北伐的政纲必须是以解决农民问题作主干”。

北京特别会议认为，农民是工人阶级最需要最靠得住的同盟军，然而只有国民党或冯玉祥国民军有政权的地方，农民运动才能发展，党应使此政权推广于各省，以此扩大农民运动的基础，“所以广东国民政府的北伐，便成了第一等重要的问题”。会议还指出，准备北伐，“不仅是广东作军事的准备，更要在广东以外北伐路线必经之湖南、湖北、河南、直隶等省预备民众奋起的接应，特别是农民的组织”。这就是说，要将农民运动同革命战争、夺取政权结合起来。

北京特别会议对武装斗争问题也有进一步认识，明确指出：“中国的潮流已渐由宣传群众组织群众而近于开始准备武装群众的时期”；“军事工作，目前在C.P.里已占最重要的地位，中国C.P.应特别注意此项工作”。为此，会议决定成立军事委员会，下设北京、河南、广州三个军委分会。

陈独秀虽然因病未能出席这次会议，但他对北伐是积极倡导和热心支持的。他从上海致电会议，表示“必须解决北伐问题”。他在1926年6月30日召开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2]会议上指出：现在中共中央内部一致主张进行北伐，以使广州摆脱内外威胁[3]。在分别致函汪精卫和蒋介石，督请政府出兵北伐时，他对蒋介石散布中共反对北伐的论调给予了坚决驳斥，指出中共“不是根本反对北伐”，只是“主张广东目前要积聚北伐的实力，不可轻于冒险尝试”[4]。

党的各级组织对举行北伐十分拥护，并按照中共中央北京特别会议精神，积极发展工农运动，为迎接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做准备。到1926年5月初，全国工会会员增加到120多万人；农民协会组织遍及10余省，会员发展到近百万人。5月上中旬，在广州同时召开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和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出席农民代表大会的除广东66个县选出的200多名代表外，还有湖南、湖北、广西、福建、江西、河南、浙江、江苏、山东、山西、贵州等省的代表，它实际上起了全国农民代表大会的作用。两个大会一致认为，巩固和扩大工农组织，建立紧密的工农联盟，并同革命军和各界革命群众结成大联合，督促和援助国民政府北伐，是当前的主要任务。两个大会联合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从速出师北伐，打倒军阀，统一中国，并表示工农誓作国民政府的后盾。

对于北伐，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最初是不赞成的，认为国民政府应以集中力量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为主要任务。中山舰事件后，联共(布)中央强调争取喘息时间，再次作出“广州不应提出占领广州以外新地区的目标，而应在现阶段把注意力集中在内部工作上”[5]的决定。共产国际也明确表示，反对广州国民政府在目前进行北伐[6]。受莫斯科的态度和中山舰事件的影响，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维经斯基认为，在蒋介石已经统治国民党中央的情况下，举行北伐是有害的。

在中共中央内部，由于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等事件接连发生，陈独秀和中央部分领导人对蒋介石的野心和军事独裁倾向感到忧虑，加之考虑到北方革命形势的低落，所以在维经斯基等人的劝说下，陈独秀改变了支持立即北伐的态度。他于7月7日在《向导》上发表《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认为北伐的时机“尚未成熟”，“现在的实际问题，不是怎样北伐，乃是怎样防御”。他还担心，北伐“若其中夹杂有投机的军人政客个人权位欲的活动，即有相当的成功，也只是军事投机之胜利，而不是革命的胜利”。陈独秀对蒋介石的忧虑不是没有道理，但他的文章发表在广州国民政府誓师北伐的前夕，使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陷于很大的被动。这篇文章受到党内外许多人士的批评。

北伐出师后，为了制定对资产阶级和国民党以及蒋介石的方针，在共产国际远东局直接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于7月12日至18日在上海举行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会议在分析民族资产阶级的状况时指出：“自‘五卅’以来，中国的资产阶级已渐渐成了民族运动中之重要成分，且有领导此运动之倾向”；“不过资产阶级的特性，一旦得到些小胜利，稍稍能够安慰其阶级的要求，便立刻发挥其妥协根性，离开民众，背叛革命而与敌人合作”。会议认为，“国民革命若没有资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必陷于异常困难或至于危险”，不能“敌视他们过早，逼他们为帝国主义利用”。在这种矛盾的心态下，会议虽然指出了资产阶级的妥协性，但对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估计偏高；虽然提出要防止右的和“左”的两种错误倾向，但又害怕斗争会吓跑资产阶级，“使革命运动流产”。会议把蒋介石列为新右派，但又强调他与老右派有质的区别，并幻想争取他向左转。会议提出对国民党的策略是：“扩大左派与左派密切的联合，和他们共同的应付中派，而公开的反攻右派”。可是，会议仍将老右派作为主要斗争对象，看不到新右派蒋介石已逐渐发展成为同共产党争夺领导权的更危险的对手。

会议通过的《军事运动议决案》是中共中央第一次正式作出的关于军事问题的决议。决议虽然强调党要“进行相当政治宣传”，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但没有提出党应当力争直接掌握军队的任务。这说明党对于军事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还缺乏充分认识，仍然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对于群众运动的领导方面。

会议对农民运动再次给予很大的重视，指出：“农民的政治觉悟及其在政治生活上的地位，必是一天一天地发展，将成为民族解放运动中之主要势力。”党要“取得这项农民的势力，取得农民运动的指导权”。但在具体政策上，会议对农民运动作了一些不适当的限制。

这次扩大会议对发动工农运动配合北伐战争起了积极作用。但会议没能提出防止国民党新右派力量增长的有效对策。

注:

[1]《布勃诺夫在广州苏联顾问团全体人员大会上的报告》(1926年3月24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168页。

[2]共产国际为加强对中国以及朝鲜和日本等国革命的直接领导，1926年6月在上海成立了远东局。其成员是：维经斯基(主席)、拉菲斯、格列尔、福京和中日朝三国共产党各一名代表。远东局决定：陈独秀代表中共中央参加远东局，维经斯基参加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工作和会议。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要由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共中央联席会议决定。1927年4月，共产国际远东局解散。

[3]参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会议第2号记录》(1926年6月30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317页。

[4]独秀：《给蒋介石的一封信》，《向导》第157期，1926年6月4日。

[5]《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8号(特字第13号)记录》(1926年4月1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191页。

[6]参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会议第3号记录》(1926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2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