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群众的支援是北伐战争胜利进军的重要保证。北伐战争发起的当年，湖南、湖北适逢百年不遇的灾害，北伐军进军途中所需的粮食不可能就地补给，相当一部分靠外地民众支援。进军沿途交通困难，军需完全依靠人力运输。在中共广东区委的领导下，粤汉、广三、广九各铁路工会联合成立交通队，帮助北伐军乘列车出发。省港罢工委员会组成3000人的北伐运输队以及宣传队、卫生队，冒着酷暑，翻山越岭，随军出征。广东韶关等地的农民也积极支援北伐军。

北伐正式出师前，中共湖南区委就发动群众投入援唐反叶[3]的斗争，坚定了唐生智反叶反吴(佩孚)的决心，并极大地鼓舞了唐军士气。北伐军向长沙进军途中，中共湖南区委发动工农群众参加带路、送信、侦察、运输、扫雷、担架救护、慰劳、扰乱敌军后方等工作，还组织农民自卫军直接参战。长沙战役胜利后，长沙各业工人组成近万人的运输队随军前进。平江、岳州等县的农民和粤汉铁路、安源煤矿的工人，也积极配合北伐军继续北上。

北伐军进入湖北之前，中共湖北党组织已为迎接北伐军的到来进行了准备工作。7月中旬，成立由共产党员董必武任主席的湖北特种委员会，举办了两湖“北伐宣传训练班”，印发了30多种宣传品。汉阳兵工厂工人举行总罢工，拒绝为吴佩孚制造枪械。北伐军克复汉阳后，中共湖北党组织又在汉口发动群众罢工、罢市，断绝交通，使北伐军没费一枪一弹即收复汉口。

在江西战场，人民群众“到处与孙军为难”，给其造成“运输粮食等困难”，“只给国民革命军种种便利”，包括引路、当侦探、组织运输队[4]。安源煤矿的工人组织向导队、运输队、破坏队等，使北伐军迅速占领萍乡。南浔路作战时，奉新县党组织成立百余人的前敌工作团。“他们不怕炮火，不怕困苦”，充分表现了“人民真正爱护革命军”的热情和自身的“革命性”[5]。

在福建战场和浙、皖、苏战场，北伐军也得到民众的大力援助。福建永定的人民破坏交通，割断电线，并武装袭击溃逃之敌。北伐军占领福州前夕，福州市民为响应北伐军举行了暴动。北伐军进占杭州前，中共杭州地委组织铁路工人武装赶赴前线，并发动数千民工为北伐军运输武器弹药。

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对北伐军迅速取胜也起了重要的作用。据不完全统计，在北伐军各军担负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到1926年12月已达到1500人左右。共产党人实际上领导了北伐军的全部政治工作。北伐出师前，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已经建立起北伐军总政治部和各级政治部。共产党的骨干大多数分配到各军负责政治工作。为保证北伐的胜利，中共中央明确指出：政治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国共合作，宣传反帝反封建，改革部队旧的军阀制度，扶助地方工作，并通过多种渠道加强对北伐意义的宣传和对政工干部的教育训练。为培养政工干部，举办了各种训练班、讲习班。1925年冬，以国民党中央名义主办的政治讲习班，共有学员350人，毛泽东、林祖涵等担任理事，李富春为班主任。政治讲习班共设20多门政治课，由张太雷、邓中夏、熊锐、萧楚女、恽代英、毛泽东、李富春、蒋先云等共产党员担任主讲。1926年6月下旬，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主持召开战时政治工作会议，周恩来、恽代英、李富春、林祖涵等许多共产党员参加并作重要报告，为制定北伐军政治工作的方针、任务和工作条例，创造了有利条件。此外，还制定了《北伐军最近宣传大纲》，筹建了北伐宣传队。北伐出师后，各级政工人员大张旗鼓地开展了宣传工作。

共产党人的政治工作对北伐军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赴江西前线实地考察的中共中央军事特派员王一飞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北伐军的政治工作“虽不能尽人如意，但对于人民及本军兵士，多少是有影响的，至少，我军兵士是知‘国民革命’、‘打倒军阀’、‘解放人民’的，所以我军兵士在累次打仗中是非常勇敢的”[6]。政治工作在叶挺独立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个团英勇善战，纪律严明，屡破强敌，在历次战斗中都勇于承担最艰巨的任务，为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立下了不朽功勋。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赢得“铁军”的称号，独立团的功劳是最大的。

北伐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和优秀的共产党员，不仅亲自参加政治工作的实践，成为革命军队政治工作的开拓者，而且在不断总结军队政治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颇具见地的军队政治工作思想原则。特别是周恩来的《军队的性质和组织》、《国民革命军及军事政治工作》，恽代英的《党纪与军纪》、《军队中政治工作的方法》和《告投考黄埔军校的青年》，聂荣臻的《军队中政治工作的意义》等文章和讲演，以及李富春的多次讲话等，较为明确地提出并阐述了军队政治工作的若干基本问题。这对于开展军队政治工作，增强军队的战斗力，推动北伐战争胜利进军，起了重要的作用，并且为党后来建立红军中的政治工作制度积累了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