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鄂赣地区的工农运动和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重视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推进，国民革命军所到之处，军阀的反动统治被推翻，民众有了集会、结社、罢工、游行示威等政治自由，革命群众运动以前所未有的声势蓬勃发展起来。

1926年9月17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在汉口设立办事处，积极指挥湖北及邻近各省的工人运动。12月，全国工会会员由北伐前的100万人增加到近200万人，其中湖南、湖北、江西的发展尤其迅速。1926年12月1日，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按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改组为湖南全省总工会。到1927年2月，全省有工会组织533个，会员达32.6万余人。1926年10月10日，湖北全省总工会在汉口成立，到1927年春，全省共计成立工会约500个，会员达四五十万人。不仅大、中城市建立了统一的工会，而且大部分县也陆续成立了县工会。湖南、湖北、江西等省还组织了相当数量的工人纠察队。长沙、武汉、九江等城市相继出现大规模罢工，罢工工人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工时、改善劳动条件、反对封建性的工头制和包身工制等要求。这些斗争，大多数取得了胜利。

在北伐军占领的地区，农民运动得到更大规模的发展。北伐军进入湖南后，湖南农村掀起了一场迅猛异常的革命大风暴，攻击的矛头直指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许多地区的地主政权、地主武装被打得落花流水。在那些打倒了地主政权的地方，农民协会便成为乡村唯一的权力机关。1926年11月，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后，决定以湖南、湖北、江西、河南为重点开展农民运动。到11月底，湖南有54个县已建立农民协会组织，会员达107万人；到1927年1月，会员又增加到200万人。湖北、江西等省的农民运动也有很大发展。在湖北，全省农民协会会员由1926年7月的3万多人增加到11月的20万人左右。江西的农协会员从1926年10月的6000多人发展到11月的5万多人。在湖南、湖北、江西农民运动大发展的推动下，其他各省的农民运动也逐渐兴起。

毛泽东对农民问题十分重视。1926年9月，他发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论述了农民运动与国民革命的关系，指出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特权，要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他指出，与工人阶级首先进行经济斗争不同，“乡村的农民，则一起来便碰着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来持以压榨农民的政权(这个地主政权即军阀政权的真正基础)，非推翻这个压榨的政权，便不能有农民的地位，这是现时中国农民运动的一个最大的特色”[1]。12月20日，毛泽东出席湖南全省第一次农、工代表大会的欢迎会，在作《工农商学联合的问题》演说时指出：“国民革命是各阶级联合革命，但有一个中心问题。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一切都要靠农民问题的解决。”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到湖南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和长沙等县考察农民运动。他召集农民和农运工作者开各种类型的调查会，获得大量第一手材料，写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于3月在《战士》周报上公开发表。在这个报告中，他热烈赞颂农民群众打翻乡村封建势力的伟大功绩，尖锐地批驳党内外责难农民运动的各种谬论，阐明农民斗争同革命成败的密切关系。他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应当站在农民的前头领导他们前进。他强调：必须依靠广大贫农作“革命先锋”，团结中农和其他可以争取的力量，把农民组织起来，从政治上打击地主，彻底摧毁地主阶级的政权和武装，建立农民协会和农民武装，由农民协会掌握农村一切权力，然后进行减租减息、分配土地等斗争。中共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瞿秋白很重视这个报告，于3月间在《向导》发表该文的前两章。4月，当汉口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作书名将此报告公开出版时，瞿秋白为之写了序。

1927年3月30日，湖南、湖北、江西、河南四省农民代表举行联席会议，选出毛泽东、谭平山、彭湃、方志敏和邓演达等13人组成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对发展各地农会组织、扩大农民武装、建立农村革命政权和解决土地问题等，做了具体部署。4月4日，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在武昌开学。讲习所为全国培养了约800名农运骨干。

在工农运动的高潮中，汉口、九江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收回英租界的斗争。1927年1月1日至3日，武汉各界群众为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和北伐胜利举行各种庆祝活动。1月3日下午，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学员在汉口江汉关与英租界毗连的空场内讲演时，英国水兵突然冲出租界，用刺刀刺伤民众数十人，其中3人重伤，造成一三惨案。英军的暴行激起武汉人民的极大愤怒。1月5日，武汉市民二三十万人举行反英示威大会，会后游行群众冲入并占领了汉口英租界。1月6日，英国水兵又在九江逞凶，打伤工人数名。九江人民激于民族义愤，冲进租界，拆毁租界四周所布的木桩、沙袋、带刺的铁丝网等物。驻九江的北伐军独立第二师也向英国领事提出强烈抗议。武汉国民政府支持群众收回租界的正义要求，决定由外交部长陈友仁主持对英交涉。声势浩大的群众反帝运动同武汉国民政府的外交谈判相结合，迫使英国政府不得不作出让步，在2月19日和20日分别与武汉国民政府签署协定，将在汉口、九江的租界交还中国。这是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和外交史上的一次重大胜利，使中国人民受到极大鼓舞。

这一时期，工农运动在迅猛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一些过激的倾向。刘少奇在1937年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时指出，“在一九二七年前我们还犯了‘左’倾的错误，尤其是在工人运动中”。在国民革命军控制下的长沙、广州等地，特别是武汉，工人“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作时间至每日四小时以下(名义上或还有十小时以上)，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搜查轮船火车，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分配工厂店铺”[2]。一些地区农民斗争中的偏激现象也较突出，“擅自捕人游乡，随意罚款打人，以至就地处决，驱逐出境，强迫剪发……禁止榨糖酿酒，禁止坐轿，禁止穿长衫等等”[3]。这些虽是运动的支流，但扩大了打击面，不利于争取本来可以争取的社会力量，给扩大和巩固革命联合战线增加了困难和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