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审查和纠正党在大革命后期的严重错误，决定新的路线和政策，中共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部分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监察委员，还有中央军委、共青团中央、中央秘书处、湖南、湖北的代表和负责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米那兹[4]等参加了会议。会议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下，会议只开了一天。

会上，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作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和结论，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会作将来工作方针的报告。许多同志发言批评中央在处理国民党问题、农民土地问题、武装斗争问题等方面的右倾错误。有的同志还批评了苏联顾问、共产国际代表的一些错误。

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等文件，要求坚决纠正党在过去的错误，号召广大党员和革命群众继续战斗。会议在着重批评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央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及其他错误时指出：（一）中央在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上，完全放弃共产党独立的政治立场，实行妥协退让政策；（二）在革命武装问题上，中央始终没有想着武装工农的必要，没有想着造成真正革命的工农军队，甚至主动下令解散工人纠察队；（三）中央没有积极支持和领导农民革命运动，而受国民党领袖恐吓犹豫的影响，不能提出革命的行动政纲来解决土地问题；（四）中央不受群众的监督，党内缺乏民主生活。告全党党员书宣告：“我们党公开承认并纠正错误，不含混不隐瞒，这并不是示弱，而正是证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

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讨论党的工作任务，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

关于土地革命，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按照中共中央1927年7月20日通告中提出的“中国革命进到一个新阶段――土地革命的阶段”的精神，明确提出土地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是中国革命新阶段的主要的社会经济内容。会议指出：现实主要的是用“平民式”的革命手段来解决土地问题，没收大地主及中地主的土地，没收一切所谓公产的祠族庙宇等土地，分给佃农或无地的农民。对于小地主则应减租。会议作出的这一决定，回答了此时中国革命所面临的要害问题。在中国，封建土地制度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势力反动统治的重要基础，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始终是革命的根本问题。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虽然注意到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并在局部地区开展了减租斗争，但始终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要独立地领导革命斗争，就必须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支持和参加，才能使开展武装斗争和建立革命政权有广泛的、可靠的群众基础。因此，实行土地革命，既反映了中国革命的根本要求，又适应了现实斗争的需要。

关于武装起义，会议明确提出：党的现实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地、有计划地、尽可能地在广大区域内准备农民的总暴动。会议认为农民运动的主要力量是贫农，决定调派最积极的、坚强的、有斗争经验的同志，到各主要省区发动和领导农民暴动，组织工农革命军队，建立工农革命政权，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会议强调工人运动和农民武装暴动必须互相结合，要注意武装工人及其暴动巷战等军事训练，即刻准备能响应乡村农民的暴动，工人阶级应时刻准备能领导并参加武装暴动。会议作出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决定，是党在付出惨痛的牺牲之后得出的正确结论。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认识上的一个重大进步。

会议通过了《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议决案规定，在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由中央临时政治局执行中央委员会的一切职权。鉴于秘密工作将成为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主要工作形式，议决案提出：现时组织问题上的主要任务，就是造成坚固的能奋斗的秘密机关，各级党组织要加强党的秘密工作；同时注意利用一切公开的可能，以扩大党的影响。

八七会议在总结党在大革命后期犯错误的教训时，认为党的领导机关里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是一个重要原因，因而要求提拔工人同志到党的委员会负重大责任。受这种认识的影响，会后不久发出的中央通告第二号指出：党在政治上的机会主义，必然影响到党的组织。其主要表现是党的各级指导机关的成分，工农分子向来只占绝对少数。为改变这种状况，通告提出：党的指导机关的成分要工农化，提拔在斗争中表现积极的工农分子到各级党的指导机关负责；党员成分要工农化，坚决地赶紧地大批吸收工农分子入党。这种不适当地强调领导机关和党员单纯工农成分的指导思想，脱离中国社会和党的实际状况，对日后党的建设产生了消极影响。特别是“左”的错误在中央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内，一再强调“唯成分论”，严重地妨碍了党的组织的健康发展。

毛泽东在发言中除批评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外，提出了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关于军事斗争问题，他批评党过去“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的偏向，提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个论断是从大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中取得的，它指出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实际上提出了以军事斗争作为党的工作重心的问题。关于农民土地问题，他提出应当规定大中地主的标准，并建议以50亩为限，50亩以上不管肥田瘦田通通没收。小地主问题是土地问题的中心问题，不没收小地主土地，“则有许多没有大地主的地方，农协则要停止工作，所以要根本取消地主制，对小地主应有一定的办法，现在应解决小地主问题，如此方可以安民”。自耕农中富农、中农的地权不同，农民要向富农进攻了，所以要确定方向。这个建议符合湘、鄂、赣、粤一带的土地占有情况，对于日后开展土地革命，制定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奠定了认识上的基础。但是，共产国际代表没有采纳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并提出土地问题的根本解决办法是实行土地国有。

会议选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被选为委员；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被选为候补委员。8月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常务委员会委员。

在中国革命处于严重危机的情况下，八七会议的及时召开，并制定出继续进行革命斗争的正确方针，使全党没有为极其严重的白色恐怖而惊慌失措，重新鼓起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勇气，从而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但是，由于受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左”倾思想及党内“左”倾情绪的影响，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时没有注意防止和纠正“左”的错误。对在革命处于低潮形势下党应当组织必要的退却缺乏认识，容许和助长了盲目发动工人罢工和组织城市暴动的倾向。会议不通知陈独秀到会，只是指责犯错误的领导人，没有着重从思想上、理论上对所犯错误的教训进行认真的总结。会议还不适当地强调党的领导机关和党员的单纯工人成分的意义。会议认为反对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完成（土地革命亦在其内），尤其是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完成，必须实现于反对已成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斗争之中。这种认识为以后“左”倾错误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给中国革命造成很大危害。

八七会议后，各地武装起义相继展开。在武装起义后，建立什么样的政权，已是中共中央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八七会议通过的《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和《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中，曾提出“乡村政权属于农民协会”的口号和实现“工农独裁”的目标。8月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在致中共湖南省委的指示信中，明确提出要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革命政权，具体为：在乡村一切权力归农民协会；在城市一切权力归革命委员会；宣传上提出革命委员会胜利后应当召集工会、农会代表及革命的小商人代表选举会议，成立正式的“民权政府”。至于何时可以组织这种“民权政府”，指示信认为应当在当地革命委员会权力巩固后再定。

这时，中共中央虽然确定了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的方针，但仍提出组织工农暴动于革命的左派国民党旗帜之下。中共中央认为：国民党是民族解放运动的特别的旗帜，共产党员加入了国民党，而且一直成为国民党内左派的中心。共产党基层组织及党员的行动与宣传，使国民党在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以至一部分工人群众中，已很有革命的威信。共产党现在不应当丢掉这个旗帜。同时，在国民党的旗帜之下组织暴动，可以吸引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分子。因此，现时不应提出组织苏维埃的口号。

一个多月后，即9月1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根据形势的变化通过决议，放弃“左派国民党”的旗帜，提出了宣传和建立苏维埃的口号[5]。

八七会议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中共中央机关在9月底至10月上旬由武汉迁往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