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七会议前，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在决定举行南昌起义的同时，还决定在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湘、鄂、粤、赣四省发动秋收起义。1927年8月3日颁发的《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指出：这次暴动要“以农会为中心”，要“夺取一切政权于农民协会”。“除夺取乡村政权之外，于可能的范围应夺取县政权，联合城市工人贫民（小商人）组织革命委员会，使成为当地的革命中心”，并“实行中央土地革命政纲”。随后，中央又指示湖南省委，秋收暴动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发动土地革命；并且要求把南昌起义与秋收暴动汇合起来一致向前发展。八七会议后，8月9日，中央决定派毛泽东为特派员，与彭公达一起到湖南，改组省委，领导秋收起义。

8月16日，根据中央的指示，中共湖南省委进行改组，彭公达任书记。8月18日和30日，改组后的湖南省委先后召开会议，根据八七会议精神讨论和制定秋收起义计划。毛泽东指出：湖南秋收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我们党从前的错误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鉴于国民党已经变成压迫、屠杀民众的工具，会议认为起义不应再用国民党的名义，而必须用共产党的名义来号召，并应竭力宣传和建设工农政权。会议决定实行以长沙为中心，包括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岳阳、安源等七个县镇的起义。会议还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作为秋收起义的领导机构；成立以易礼容为书记的行动委员会，负责组织上述各县工农起义，并在长沙工人起义接应下，配合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夺取长沙。会后，毛泽东到江西安源，向当地党组织的负责人传达八七会议精神，以及湖南省委改组情况和起义计划。

9月初，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召开军事会议，部署起义，继而又赶往铜鼓。参加湘赣边界起义的主力有原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湖南平江和浏阳的农军、湖北崇阳和通城的部分农军、安源煤矿的工人武装等共约5000人，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下辖第一、第二、第三团，卢德铭（原警卫团团长、共产党员）任起义军总指挥，余洒度（共产党员，后叛变投敌）任师长。起义前夕，余洒度还收编了滞留在鄂南一带的黔军残部邱国轩团为第四团。

9月9日，起义从破坏粤汉铁路北段开始发动。9月11日，起义军分别从江西的修水、安源、铜鼓等地出发，进入湖南境内，会合平江、浏阳地区的起义农民，准备会攻长沙。长沙近郊农民也参加了起义。起义军虽曾占领醴陵、浏阳县城和一些集镇，但遭到远比自己强大的反革命军队的抵抗，加上兵力分散、对敌情估计不足、缺乏作战经验、有些指挥员指挥失当和邱国轩团叛变，因而先后遭受很大损失。9月14日，毛泽东在浏阳东乡上坪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改变攻打长沙的计划，命令部队迅速到浏阳文家市集中。9月15日晚，湖南省委作出决定，停止执行长沙武装起义计划。9月19日，毛泽东在文家市主持召开前委会议，讨论下一步行动。余洒度坚持“取浏阳直攻长沙”的原定计划。毛泽东主张放弃攻打长沙，把起义军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卢德铭等多数前委委员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会议经过激烈争论，通过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起义军撤离湘东地区，向南转移。

起义军在向南转移途中，处境十分困难。部队中党的组织不健全，思想比较混乱；缺乏弹药，没有给养，指战员伤病残增多；在江西省萍乡县芦溪又遭敌人伏击，总指挥卢德铭牺牲。因此，许多人情绪低落，不少人离队。9月29日，部队到达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时，前委决定对保留下来的不足千人的队伍进行改编：由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党的支部建在连上，班、排有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在连以上建立各级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制度，在政治上官兵平等。三湾改编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是把工农革命军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

毛泽东在率领起义军南下途中，经过调查研究，选定位于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即井冈山地区作为部队的立足点。10月初，工农革命军到达江西宁冈县古城。前委在这里召开扩大会议，初步总结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研究建立根据地和对井冈山地区的农民武装袁文才、王佐[6]采取团结改造方针的问题。会后，毛泽东于10月6日在宁冈大仓村和袁文才接触并建立联系后，决定工农革命军主力在井冈山周围盘旋打游击。不久，毛泽东应袁文才的要求，派一些党员军事干部到袁部帮助进行政治和军事训练，工农革命军和袁、王部队关系逐渐密切起来。工农革命军在酃县(今炎陵县)、遂川等地转战后，返回井冈山，于10月27日抵达茨坪，11月初到达茅坪。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在开始时虽然也以攻占大城市为目标，但在遭到挫折后，毛泽东适时地率领部队走上一条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代表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