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六大以后，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严密控制的城市中党的秘密工作加强了指导，强调党的工作必须切实地深入群众，从下层做起；力求使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结合起来；党的干部要做到“职业化”和“社会化”等。这些指导意见和措施的实行，有利于处在困难境况下的各地党组织和群众斗争逐步得到复兴。这集中表现在工人运动方面。

中共中央在以城市为中心的思想指导下，以主要精力从事工人运动。为加强中央对工人运动的领导，设立了以项英为书记的工人运动委员会，健全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领导机构。中央政治局将指导上海工人运动作为自己的中心工作，决定派政治局候补委员罗登贤参加江苏省委，并组织以周恩来为首的巡视上海工作委员会和以项英为首的全国总工会巡视上海工运委员会。中央在对各地工人运动的指导中，注意纠正“左”的倾向，贯彻党的六大关于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的精神。在策略指导上，强调要重视工人日常的经济斗争，在斗争中应注意运用正确的策略。在组织形式上，强调要加入黄色工会，争取群众。为了争取群众，提倡利用合法的组织形式和能够利用的合法条件。由于中央重视，党的六大路线和工运策略很快在工人运动中得到贯彻，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经受沉重打击的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人运动，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

工人运动恢复和发展的突出表现，是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反日浪潮。1928年发生的济南惨案，激起全国人民特别是工人阶级的无比愤怒。惨案发生后的一个时期内，许多城市的工人群众不顾国民党当局的阻挠和禁止，纷纷开展抵制日货以至罢工等多种形式的反日斗争。在上海，各工会召开代表大会，提出严正的反日要求，并开展颇有成效的抵制日货活动。在长沙，海员和码头工人积极参加湖南全省的对日绝交运动和持续半年之久的收回被日本占领的大金码头的斗争，取得了胜利。在汉口，日本租界和日资企业的工人8000余人，为抗议驻汉口日本海军陆战队炮车撞死中国人力车夫而举行的罢工坚持半年之久，迫使日本领事答应道歉、赔偿等条件。在山东，积愤已久的青岛日商纱厂2万余工人，在1929年6月举行为时四个月之久的反日大罢工。席卷全国的反日斗争，是自五卅运动以后又一次规模宏大的反帝斗争，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气焰。

工人运动恢复和发展的另一个表现，是各地工人争生存的斗争增多，而且这种斗争取得胜利或部分胜利的比例有所增加。六大以后，各地党组织和革命工会在领导工人日常经济斗争方面，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取得一定成效。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统计，1928年下半年，上海发生的94起罢工中，由资本家方面引起的占32%，由工人反抗引起的占60%。斗争结果，工人完全胜利的占25%，相当胜利的占19%，失败的占13%。从工人罢工的实际结果看，贯彻党的六大的工运策略，也取得了成效。例如，1928年10月，上海邮务职工为改善薪津举行的大罢工取得胜利。这次斗争震动上海，波及全国。1929年4月，唐山开滦五矿10多万名工人为增加工资、改善待遇举行大罢工，迫使矿方答应工人提出的条件。10月，武昌福源纱厂等工厂的工人先后举行数十次反抗资本家和当局压迫的斗争，推动了武汉地区工人运动的复兴。特别是1930年6月上海法电工人持续57天的大罢工，利用合法手段，采取正确的斗争策略，最后取得了胜利。

工人运动恢复和发展的再一个表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组织有所恢复，党在工人中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党的六大以后，各地党组织深入工人群众中做组织和发动工作。中华全国总工会也派常委分赴各中心城市和铁路、煤矿、海运等产业工人集中的地方，帮助建立工会。据全国总工会的统计，到1929年底，全国赤色工会会员及其影响下的工人群众，共有近4万人。

党的六大后的两年间，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人斗争虽然取得一些成效，但在实际工作中仍然存在“左”的倾向，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工人运动的恢复和发展。从总体上看，工人运动的规模不是很大，斗争取得完全胜利的不是很多，工人斗争还带着明显的防御性质。党领导的有组织的革命力量仍然很弱小，远没有实现党的六大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的目标。

这时，农民的抗租、抗粮、抗税等斗争，城市贫民反对苛捐杂税的斗争，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左翼文化运动、国民党军队中的士兵运动等也都有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扩大了革命的影响。

面对严重的白色恐怖，中共中央决定加强对已有的专门从事情报、保卫工作的特科的领导。1928年11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成立由向忠发、顾顺章、周恩来组成的中央特务委员会（简称中央特委），作为这方面工作的决策机构。特委下设特科，执行具体任务。在周恩来的主持下，特委在保卫中共中央的安全、营救被敌人逮捕的同志、严惩叛徒、搜集情报、配合红军和根据地的斗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