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根据地的三次反“围剿”

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特别是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时期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感到极大的震惊。1930年10月，历时近半年的中原大战和湘粤桂边战争结束后，蒋介石立即调集重兵，任命14个“剿匪”督办，向各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发动大规模的“围剿”。

与以往由一省或几省军阀对红军的“进剿”、“会剿”不同，这时是由蒋介石统一调动全国的反革命军事力量对红军进行“围剿”。形势非常严峻。但这时红军已发展到10多万人，组建了正规的兵团，武器装备有所改善，革命根据地也有了很大发展，因而有可能实行从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大规模地歼灭敌军，打破“围剿”。

为此，中共中央指示红一、红三军团前委：目前党的最中心的策略是如何组织革命战争来击破敌人的“围剿”与进攻；集中一切武装力量，各苏区进行适当的配合，使各地的行动都能牵制敌人的调动和援助，以收到红军相互策应之效。对如何打破“围剿”，中共中央指示赣东北特委：要“与国民党军队作持久战，来疲敝与涣散敌人的战斗力，在适当的力量对比上”，“击破敌人的一方，给敌人以各个击破”。从此，红军战争开始进入大规模反“围剿”的新阶段。

国民党军事“围剿”的重点是中央革命根据地[1]和红一方面军。从1930年冬到1931年秋，中央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进行了三次胜利的反“围剿”斗争。

1930年10月，蒋介石陆续调集10万余兵力，以江西省主席、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准备对以江西南部地区为中心的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围剿”，用“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方针，企图摧毁中央根据地，消灭红一方面军的主力。

此时，红一方面军约有4万余人。10月25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举行联席会议，讨论是否打南昌和如何粉碎敌人“围剿”的问题。10月30日，总前委又在江西新喻县（今新余）罗坊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实行战略转变和不打南昌等大城市的问题，提出“诱敌深入”的方针，为粉碎敌人的“围剿”做了准备。11月1日，红一方面军总部下达“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的命令，红军主力随即由袁水流域东渡赣江，接着又向根据地中部退却，以便依靠有利条件，寻找战机，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11月5日，国民党军队开始向袁水流域推进，扑空后又向赣江东岸逼进。这时红军主力几经转移，已在黄陂、小布地区隐蔽待机。12月6日，国民党军队向根据地中心地区进攻，至28日，虽进至富田、东固一带，但找不到红军主力进行决战。根据国民党军队部署在西起江西万安、泰和，东至福建建宁相距800里地带的新态势，毛泽东、朱德确定实行“中间突破”的战术，先打敌主力谭道源师或张辉瓒师，将敌分割为远距离的两群，以便各个击破。12月30日，当孤军深入的张辉瓒师主力由龙冈向五门岭进犯时，预先部署在龙冈地区的红军给予猛击，歼敌近1万人，并活捉张辉瓒。这时，深入根据地的其他敌军纷纷收缩，红军向东乘胜追击，又在东韶歼灭谭道源师一半，其他各路敌军仓皇退走。这样，红一方面军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五天内打了两个胜仗，共歼敌1.3万人，缴获各种武器1.2万余件，胜利地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次“围剿”。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不久，中共中央派项英到中央根据地。1931年1月成立以项英为代理书记的苏区中央局，并成立由苏区中央局领导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英任主席，朱德、毛泽东任副主席，毛泽东兼总政治部主任。同时，撤销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同年4月，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派出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根据地，参与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工作。新到的中央代表团，一方面执行“左”的政策，另一方面也支持毛泽东、朱德的一些正确意见，对第二、第三次反“围剿”斗争起了积极的帮助作用。

从1931年2月开始，国民党当局又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调集约20万兵力，对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他们吸取前次“长驱直入”遭致失败的教训，采用“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同时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4月1日，国民党军队分四路向中央根据地大举进攻，企图包围并消灭红一方面军主力于赣南。其部队从江西赣江向东伸延，一直到福建建宁，构成一条800里长但没有完全连接的弧形阵线。

这时，红一方面军人数略有减少，共3万余人，但经过四个月的养精蓄锐，斗志旺盛。同时还召开地方武装和赤卫军工作会议，决定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配合主力红军作战。苏区中央局经过反复讨论，接受毛泽东的意见，决定仍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利用根据地的有利条件，集中兵力，先打弱敌，然后自西向东横扫，各个歼灭敌人。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红一方面军主力西移到东固附近隐蔽集中。5月中旬，敌军一个多师脱离其富田巩固阵地，向东固进犯。红一方面军抓住战机，于5月15日开始行动，经16日一天激战，歼敌大部。接着，按预定计划，就势向东横扫，直到福建建宁。这样，从5月16日到31日，红军连打五个胜仗，自西向东横扫700里，歼敌3万余人，缴枪2万余支，痛快淋漓地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围剿”，并进一步扩大了中央根据地。

从1931年7月开始，蒋介石自任“围剿”军总司令，以何应钦为前线总司令，聘用英、日、德等国的军事顾问，调集部队30万人，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这一次，蒋介石依仗十倍于红军的兵力，决定采取“长驱直入”的方针，企图把红军主力压迫到赣江东岸加以击破，然后分路“围剿”，完全摧毁中央根据地和消灭红一方面军。

这时，红一方面军主力正分散在建宁一带，远离根据地的中心区，且苦战后未得到休息和补充，总兵力只有3万人左右。面对强敌压境的形势，毛泽东、朱德决定仍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避敌主力，打其虚弱”。他们率红军主力从建宁出发，到赣南兴国集中。随后，红一方面军和从赣江以西东渡的红七军会合。8月初，部队集中在以高兴圩为中心的方圆几十里的地区。各路敌军纷纷逼近，形成对红军半包围的态势。红军从敌军中间40里的空隙地带向东突进，从8月7日到11日三战三捷，歼敌1万余人。这时，国民党军队才发现红军主力在东面。蒋介石立即命令所有向西向南的部队转而东向，分两路对红军取密集的大包围战术，猛力进逼。红军则取声东击西战术，以红十二军伪装主力向东北方向开去，而主力则越过敌重兵之间20里的大山，回到西面的兴国境内集中，隐蔽休整待机。当敌军发觉真情再向西时，红军主力已休整半月。这时，参加“围剿”的国民党军队已疲惫不堪，战场上敌军被动红军主动的态势日益明显。同时，起兵反蒋的粤桂联军乘蒋介石的主力部队深陷江西之际，正向湖南衡阳进发。鉴于上述情况，蒋介石决定一面牵制江西境内的红军，“一面移师赣粤边区阻止叛军扩张”。9月初，“围剿”红军的国民党军队开始退却。红军乘敌退却，于9月7日至8日在老营盘、高兴圩两次战斗中毙伤俘敌4000余人，9月15日在方石岭战斗中又歼敌一个多师。这次战役前后持续三个月，红军共歼灭敌军3万余人，缴枪1.4万余支。这样，蒋介石亲自指挥的第三次“围剿”也以失败而告终。方石岭战斗后，红三军军长黄公略在指挥部队转移时遭敌机袭击，不幸牺牲。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毛泽东、朱德决定以一部分地方武装监视北面的国民党军队，主力红军则移到以瑞金为中心的地区，向闽西北和赣西南开展工作。红军拔除了许多地主武装盘踞的“土围子”，发动群众，使党、团组织和苏维埃政权恢复和建立起来。其间，攻占会昌、寻邬、安远、石城等县城，使赣西南、闽西根据地基本连成一片，并扩大到跨20余县的广大地区。

中央根据地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与根据地人民群众的密切配合和积极支援是分不开的。在这期间，地方党组织在根据地人民群众中反复进行反“围剿”斗争的政治动员，领导人民群众支援红军作战。根据地人民群众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以实际行动组织赤卫队、交通队、侦察队、运输队配合红军，并掩护红军主力的转移和集中。他们实行坚壁清野，使气势汹汹、长驱直入的敌军在根据地内饥疲交困，吃尽苦头，战斗力大为下降。

中央根据地红军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对国民党军队是一个重大的打击。由于受到红军反“围剿”胜利的影响和全国抗日反蒋浪潮的推动，并因要求到北方抗日而遭到蒋介石拒绝，曾经奉命参加“围剿”红军行动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1.7万多人，在参谋长赵博生（共产党员）和高级军官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等以及中共秘密特别支部的领导下，于1931年12月14日在江西宁都举行起义。起义部队改编为红军第五军团，季振同任总指挥，萧劲光任政治委员，董振堂任副总指挥，赵博生任参谋长，刘伯坚任政治部主任。军团下设三个军的编制：第十三军，董振堂兼任军长，何长工任政治委员；第十四军，赵博生兼任军长，黄火青任政治委员；第十五军，黄中岳任军长，左权任政治委员。宁都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非常成功的、重要的武装起义，在国民党军队中引起很大震动，同时也使红军增加了一支生力军。

在第一次反“围剿”之前，为了巩固中央根据地后方，准备更有力地迎击敌人，赣西南党的组织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曾根据中共中央多次关于清除混进革命队伍内部的地主、富农和“AB团”[2]等反革命分子的指示，于1930年上半年在赣西南地区的党和政府中开始进行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这场斗争在一段时间内，虽然清除了一些反对革命的地主、富农分子，但也错杀了许多被误认为“AB团”成员的同志。1930年12月，总前委根据一些人在逼供下的假口供，派人到红二十军中抓捕“AB团”分子。红二十军少数领导人眼看自己也将被错定为反革命并遭受逮捕，对这种做法抱有极大的怀疑和不满，乃于12月12日带领部队到富田，包围当地苏维埃政府，释放被错捕的近百名同志，提出分裂红一方面军领导的错误口号，并将全军拉往赣江以西地区。这就是震惊一时的富田事变。以项英为代理书记的苏区中央局，一方面指出发动富田事变是严重错误的，另一方面采取解决党内矛盾的方法，动员红二十军回到赣江以东。但是，在1931年3月28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后，负责处理此事的领导机关更加错误地认定富田事变是“AB团”所进行的“反革命行动”，逮捕并杀害了红二十军大部分排以上干部，使本来正在得到纠正的肃反严重扩大化错误又发展起来。随后，还在闽西加紧进行反对“社会民主党”[3]的斗争，处决了许多被误认为是“社会民主党”成员的同志。肃清“AB团”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是严重臆测和逼供信的产物，混淆了敌我，造成许多冤案、假案、错案，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从1931年下半年开始，中共中央发出反对肃反中的“简单化”和“扩大化”的指示。1931年12月，周恩来到达中央根据地。1932年1月7日，在他的主持下，苏区中央局作出《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使肃反扩大化的趋势一度有所抑制。但是，由于中共中央继续坚持肃清“AB团”和“社会民主党”等所谓反革命组织的斗争，所以仍有像李文林[4]等这样一些党政领导干部和群众被错杀的情况发生。

这场肃反斗争，不仅在中央根据地进行，在鄂豫皖、湘鄂西及其他根据地也分别开展。各根据地的肃反情况虽有不同，但都程度不等地犯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给革命事业造成极大危害。这种错误的发生，是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左”倾错误指导直接相关的。在剧烈的革命斗争中，敌人总是想方设法企图从内部来破坏革命，党和红军坚持肃反斗争是必要的。但是，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阶级斗争非常复杂，广大干部缺乏同隐蔽的敌人进行斗争的经验，党的政策也不完善，有的地区的领导者又有严重的主观主义和军阀主义倾向，因而肃反工作中的错误就严重地发展起来，造成了令人极其痛心的损失。在肃反中被错杀的同志表现了至死忠诚于党、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崇高革命精神。后来，他们陆续得到平反昭雪，并受到党和人民的尊重和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