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松

始终站在劳动人民一边，立志为社会服务，是徐特立一生的追求。正因为有了这份初心，他才总能在关键时刻作出正确抉择，并随着时代的步伐不断前进，从一位民主主义者跃进为坚定的共产主义革命家，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和全部智慧。
献身教育，探索救国救民之路。20世纪初的中国正处于令人煎熬和困惑的沉闷岁月，列强侵略、军阀混战、政治黑暗、民生凋敝，沉浸在迷惘中的有志之士积极探索救国救民之路。如何挽救民族危亡，徐特立感到愤慨、焦急，但又苦于找不到正确道路。忧国忧民的思绪促使他下定决心报考宁乡速成师范学校。1905年春，徐特立考入该校一个学制为4个月的速成班。在这里，他学到了新的科学知识和教育方法，特别是受到了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徐特立的思想很快发生变化，“走上了反康梁而相信孙文的道路”，成为一名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
毕业之后，徐特立牢记周震鳞校长的教诲，抱着“创造有利于国家民族的事业”的奋斗目标，与志同道合的朋友姜济寰、何雨农一起创办了梨江高等小学堂。这时，他“已决定为社会服务”，“希望一家之困难，随整个社会解决而解决之”。辛亥革命爆发后，徐特立积极支持革命，后被推选为湖南省临时议会副议长。由于议会内部争权夺利、背叛人民，徐特立愤然辞职，回到教育界，希望“用教育来改革人心”。
徐特立主张为劳动人民办学，学校向劳动人民敞开；反对把学校当成政治投机的资本，也反对把学校当作私人产业，从中牟利肥私。他常说：“我平时最喜欢贫苦学生。”为了让劳动人民的孩子读得起书，徐特立将“俸金半数以上用来办学”“一小部分用来帮助清贫学生”。后来，他在《六十自传》中写道：“长沙县（包括现今的长沙县和长沙市）的教育，民国八年以前，差不多都是我一手办的”“长沙一共有800个小学校，所有教员是短期间由我一手培训出来的”。
为了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1919年9月，42岁的徐特立在“英文只能拼音，法文一字不识”的情况下，前往法国勤工俭学。这期间，他还到德国、比利时考察教育，直到1924年7月才回到祖国。
投身革命，成为坚强的老战士。名誉、地位、金钱并不能阻挡徐特立前进的步伐。这时，他的教书所得已十分可观，“在湖南高等师范教课，一点钟可得银洋三元，在湖南一师是一点钟一元”。丰厚的收入并不能解决思想上的困惑，黑暗的中国该往哪里去的问题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徐特立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那时我想赶走敌人是后一辈人的事情了，我这一辈子是看不到富国民强了，我只有尽心教育青年一代，将来依靠他们救中国，为穷人做好事”。
1926年冬至1927年春，随着北伐战争胜利推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迅速在全国兴起。在毛泽东建议下，徐特立回到五美乡调查农民运动。令他惊讶的是，曾经熟悉的家乡完全变了模样，天朗气清、一片光明，人们的思想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徐特立一边赞叹妇女和儿童的伟大，一边感慨地说：“我下乡住一个星期，使我从18岁到50岁以来的思想整个革了命！我过去崇拜的康梁和中山，比之有组织的农民对于中国革命的作用渺乎小矣！”
如火如荼的工农运动让徐特立认识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和共产党领导革命的伟大作用，他坚定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从此信仰再也没有发生改变。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疯狂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面对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年过半百的徐特立冒着杀头的危险，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坚强的老战士。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他总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成为全党自我牺牲和艰苦奋斗作风的模范”。
坚守初心，尽心竭力建设国家。新中国成立之初，徐特立已是72岁高龄的老人，在常人看来似乎可以坐享清福、颐养天年了，然而他并没有丝毫懈怠，而是坚守初心，尽心竭力地投身新中国建设。自新中国成立到徐特立逝世的近20年中，他以身作则、勤勉奉献，为中国教育事业做了大量工作，实践了他“尽瘁此心血”的誓言。
进入北京后，徐特立继续担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他依然保持革命年代的工作劲头和学习状态，“每天坚持8小时工作制，开会、作报告、写文章，忙个不停；他孜孜不倦地批阅和草拟文件，翻阅的文件资料往往是几种以至数十种，严肃谨慎，一丝不苟”。为了鞭策自己，他还制定了一个20年的学习与工作计划，作为晚年的奋斗目标。在繁忙工作之余，他挤出时间学习中共党史、中国古代史、民族史，研究语言和逻辑学等，写下许多教育论文，论述马列主义教育理论，阐明和宣传党的教育方针政策。
1968年11月28日，徐特立与世长辞，享年91岁。逝世前，他留下遗言：过世后，把遗体献给医学科学部门。至此，徐特立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和全部智慧，践行了他始终站在劳动人民一边的初心。徐特立逝世后，毛泽东在审定悼词时亲笔加上“光荣的一生，革命的一生，伟大的一生”，高度赞扬了他不平凡的光辉业绩。

来源：《学习时报》（2020年2月14日第A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