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仲泉

1926年邓小平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根据学校党组织要求写了一份自传。自传包含4个方面内容，在第四部分“来俄的志愿”中，邓小平写道：“我能留俄一天，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务使自己对于共产主义有一个相当的认识。”“尤其是要来受铁的纪律的训练，共产主义的洗礼，把我的思想行动都成为一贯的共产主义化。”“我来莫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的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从此以后，我愿意绝对的受党的训练，听党的指挥，始终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争斗！”
邓小平的一生三落三起，极富传奇。他曾深情地说过，“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正因为他有这种深情的爱，在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已经是年过75岁的老人了，仍然充满纯洁的“童心”。他说：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我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有私心杂念。这是我一种交心的话。邓小平这个交心的话——纯洁的“童心”，就是改革开放时他的初心。
要了解改革开放时邓小平的初心，不妨看看他入党时的“初心”。他16岁就到法国勤工俭学，1923年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4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时年20岁）。1926年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在给党组织的自传中写道：把我的思想行动都成为一贯的共产主义化。坚决的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从此以后，他就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生。为了祖国的繁荣和富强，为了人民的安康和幸福，他要率领全党拨乱反正，进行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
邓小平为什么非常执著地要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呢？因为那个时候由于内外各种原因，中国人民太穷了！他动情地说过：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至一九七八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呢？“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他批判“四人帮”的“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也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荒谬言论，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我们不要资本主义，也不要贫穷的社会主义，我们要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的、使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
怎样摆脱贫穷，建设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的、使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呢？这就是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所讲的：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他对我们党和国家历史发展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对于如何使中国富起来，回过头来反思，最重要的有四点：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始终不动摇；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使其体制机制愈益健全和完善；坚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不断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等各种关系；坚持独立自主外交方针和在国际风云变幻的严峻形势下中国在世界上的自处之道。
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始终不动摇
提出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我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阶段这个根本问题上作出的正确决断。邓小平指出：我们党从我国的国情出发，确认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先解决工业化、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的任务，时间至少在百年以上。这是不可逾越的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基于这个认识，我们党制定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此后，邓小平不断强调这条基本路线不能改变。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基本路线是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我们要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兴国之要、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立国之本、把改革开放作为强国之路，不能有丝毫动摇。不能不说，邓小平首先明确并始终坚持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富起来的根本原因。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使其体制机制愈益健全和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理论成就，就是挑战了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的不可能，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我国从当年经济发展总量相当落后的窘迫状况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得益于发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首先应归功于邓小平。他没有被社会主义只能实行计划经济的紧箍咒束缚住，从1979年开始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他不断指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只要对生产力发展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1992年南方谈话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定海神针。
根据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关系的多次谈话精神，特别是南方谈话精神，党的十四大确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勾画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此后历次党代会不断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和机制，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我们党充分发挥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2015年我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2020年，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贫困地区人口全部脱贫，我国就从根本上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
坚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不断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等各种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迅速。同时，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问题显现出来。原有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出现，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正常现象。
1993年9月，邓小平指出：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在发展问题上，他还说，“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此后，围绕这些问题，我们党强调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这个总揽全局的关系及其他各方面关系，避免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起大落、畸轻畸重、顾此失彼、舍本逐末，经济社会发展总体上又好又快，201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富裕程度普遍提高。
坚持独立自主外交方针和在国际风云变幻的严峻形势下中国在世界上的自处之道
国家要发展，人民要富裕，除了内部因素外，还要有安邦睦世的外部环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继续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把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环境作为首要任务。
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中国执行改革开放政策，争取50年到70年时间发展起来。这个战略思想是我国处理国际事务的基本指针。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后，出现了罕见的国际风云急剧变幻。面对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严厉制裁的紧要关头，邓小平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一套指导我国在世界上如何应对国际风云的自处之道：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等对外关系指导方针。
此后，党中央遵循这个方针，妥善应对了若干一触即发的危机，化险为夷，为我国和平发展赢得了时间。这是我国为能够从站起来走向富起来营造的重要外部环境。有一种声音对此说三道四，是不了解历史发展全局。我们不能以今日国力之强盛来否定当年处理对外关系的一些重要决策。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没有当年的忍辱负重，就很难为此后继续快速发展、走向富起来、强起来赢得时间。
（作者为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来源：《北京日报》(2019年8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