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荏苒。贺子珍回到上海后仍感到日子无聊。一天，寂寞中的贺子珍突然萌生了一个想法：寻找自己在战争中遗失的孩子！

一天，她前往福建，来到了贺敏学的家。贺怡出车祸身亡后，1952年，有人又在南京找到了小毛。那时正逛全国搞“三反”“五反”的时候。贺子珍听到这个消息后，跑到南京去看是不是小毛。她主要看两点，一是看这个孩子是否是油耳朵，二造狞他有没有腋臭。她认为她生的孩子都遗传了毛泽东的这两个生理特点。她看过后，认为这就是她的小毛。谁知这时，霍步青烈士的妻子朱月倩已经认了这个孩子！朱月倩坚持说他就是自己与霍步青所生的儿子霍小靑，是霍步靑烈士的遗孤。结果，一个说是自己与霍步青生的，一个说是自己与毛泽东生的， 双方为这件事发生了争执，朱月倩说贺子珍抢她的小孩。

最后，贺子珍和朱月倩闹到中组部，中组部经过一番调査后，作出的结论是：“霍小青是革命烈士霍步青的遗孤，是朱月倩所生。”但是，贺子珍与贺敏学不同意中央的这个结论，继续与霍小靑来往。

1954年，贺敏学到北京幵会。毛泽东知道他来了，派了一辆车把他接到中南海，谈了两个多小时，毛泽东询问了贺敏学在福建工作的一些情 况。贺敏学一一汇报了。最后谈到了小毛。贺敏学告诉毛泽东说：“小毛找到了。”还拿出照片给他看。毛泽东问了小毛是怎样找到的，孩子读书如何。最后毛泽东说：“这事我不好管，你来管他，照顾他，你可以找邓小平嘛。”

邓小平当时在中央书记处任总书记。事实上，对于寻找遗散的儿女们，毛泽东一贯持不赞同的态度。

从1948年到1951年担任毛泽东警卫班班长的武象廷，有这样的回忆：1949年贺怡到香山来见毛泽东，两个人谈了很长时间。我因倒茶续水，进进出出，断断续续地听到他们之间的一些谈话.贺怡说，她要去把小毛找回来，毛泽东不同意，说，农民辛辛苦苦地养活了他十几年，把他找回来，对不起农民。贺怡坚持要去找，两个人谈崩了。毛泽东动用了军纪，喊着口令：立正。贺怡只得立正，这才停止了争吵。

小毛是毛贺的第二个孩子，即1932年出生、1934年10月红军走上长征路时委托给毛泽覃夫妇后来丢失的。1970年初，“小毛”在上海结婚时， 贺敏学的女儿也要结婚，贺敏学两项婚事一起办，他张罗主持了“小毛”的 婚事。婚后，“小毛”有了一个女孩。“文化大革命”中，他写了一封信给贺敏学，说他病得很重，医生确诊是肝癌。贺敏学马上给他回了一封电报，让他到一家医院去找他认识的院长。但据说电报没到人已经死了。

贺子珍自认为“小毛”已找到，因此，要找的只剩下另外两个孩子，一 个是在龙岩降生的女孩，即1929年5月生下20天就托给一户人家抚养， 从此音讯全无的那个；另一个就是在长征路上在贵州草棚里出生的那个 女孩。贺子珍又谈起寻找女儿的事，贺敏学摇摇头说：“那个在长征路上送掉的女孩，是无法寻找的。”“为什么？ ”贺子珍不甘心地问。“你连在贵州的什么地方送走的都记不清楚，地名都说不出；送人时匆匆忙忙，任何凭证都没有。茫茫贵州这么大怎么找呢？”

顿了顿，贺敏学说：“只能试试找一找，龙岩的那个女孩子。”

为此，贺子珍又重复了当年的情形：“当年送孩子的那位大嫂的丈夫是个鞋匠，叫翁清河。1932年4月，红军再次打回龙岩，我委托毛泽民夫妇去找翁清河时，翁清河显得十分惊慌。他一口咬定女孩死了。据当地人说， 翁清河在红军走后，害怕国民党报复，在孩子熟睡之际，趁着夜色把她扔在了赞风店门口。当毛泽民和钱希钧来找孩子时，翁清河自己也不知被他扔掉的孩子是否在人间，为了推卸责任，他对毛泽民撒谎说：‘女婴养了 4 个月后，伤风夭折。’这个孩子被人捡走了，应该还活着。”贺敏学告诉贺子珍说：“人应该活着，但是找起来，还是比较困难。 1961年谢觉哉率中央代表团慰问龙岩老区人民时，他记得当年这个孩子就被寄养在此，就希望地方政府能弄清毛泽东长女的下落。从那时开始， 地方政府有关领导就着手留意此事。但是这些年来，一直没有消息。”

龙岩在福建，贺敏学在福建工作过，于是贺氏兄妹幵始了艰苦的寻找过程。然而，贺敏学还没有找到贺子珍的女儿，一场“文革”风暴就把他打入了牛棚。

贺敏学被造反派安的罪名是“走资派”，造反派把他关了起来，还抄了他的家。李立英没办法，只好给已回上海的贺子珍和北京的李敏写信求助，贺子珍早已是闲人一个，哪有什么办法可想？她只能托人给李敏捎话，让李敏报告毛泽东。

李敏真的去找了爸爸，告诉他舅舅被抓起来的消息。毛泽东听了后，答应了一声“哦”，就没有再说什么。李敏着急地说：“舅舅的事，我管不了。”“对，这事你是管不了，”毛泽东说：“你的舅舅是个好同志。”

然而，毛泽东这一次没有出面去保贺敏学。1969年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会上，毛泽东突然重提1930年富田事变的事情。当时红军里有一些人，打着“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打倒毛泽东”的口号，制造分裂。江西省政府主席曾山和特委书记陈毅都被抓起来了。在东固的贺敏学也被作为毛泽东线上的人抓了起来，被拉出示众，准备枪毙。贺敏学为毛泽东保存了 6个文件箱，他怕毛泽东不了解情况，说服了看守，给毛泽东送去一张条子，报告了动乱的情形。最后，此事才得以平息。毛泽东在九大讲话时，提到了这个条子的事，还点了曾山的名，说：“曾山你当时也在。”

虽然毛泽东讲话中没有提到贺敏学的名字，但是，毛泽东对李敏说你舅舅是个好同志，说明他对贺敏学是有认识的。贺敏学送条子的事他也记忆犹新。可能由于党内斗争的复杂，他觉得自己不便多说话，对贺敏学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抓，他始终没有出面去保。于是，贺敏学在这场斗争中被关了 80多天，最后，造反派们把他放出来时，他的官也被罢了，以后他一直处在被审查的地位。

但是，贺敏学赋闲下来后，并没有忘记为妹妹寻女之事。

1971年，在福建省城工作的老红军罗万昌被“遣送”回老家龙岩。他住在龙岩橄榄岭一所旧公寓，经常听到毛泽东的大女儿尚在龙岩的传闻。曾任福建省副省长的贺敏学是罗万昌的老上级，交情甚笃，罗向贺透露此事，贺敏学则委托他与另一位老红军张华南调查此事。

于是，罗万昌和张华南开始了调查工作。这时，补鞋匠翁清河已去世， 他们只好找到翁清河的遗孀林古姑、女婿苏仁鸿，通过询问了解，证实了贺子珍女儿并非病亡而是被翁清河丢弃的实情。他们又查访已80岁的老人陈铁成及知情者陈三姑，得知丢弃在南门酱酒店。据此，他们又找到迈三仔，迈三仔的母亲翁姑是当初拾捡女婴抚养的人。但是，他们一问迈三仔才知道，翁姑拾养女孩不久，又将女孩转让于人了。据迈三仔说，翁姑把女孩先转让给了同乡傅森盛，傅又转给了一位叫张先志的山东人。迈三仔还向罗、张提供了山东汉子张先志的一些情况，并说只有傅森盛才清楚张 先志的行踪。

罗万昌、张华南顺藤摸瓜，找到傅森盛，傅森盛已经年过80,他虽耄耋之年，却记忆犹新，谈了他怎么“学徒兼保姆”，带着从翁姑手上转来的小女孩闯闽南之事。最后，他说：“张先志的老伴六姑去世后，又由他的母亲牵线，将5岁的小女孩转给迈四仔，最后女孩由他的妻子邱兰仔收养。”

结果，从邱兰仔那里，罗万昌与张华南查出此女孩现在龙岩县医药公 司工作，并担任了第一门市部主任，名字叫杨月花。事情终于水落石出了，罗万昌便动笔写调查报告。因此事暂时还属机密，罗万昌不好请人代笔，怕以讹传讹，张扬出去。 尽管自己文化水平不高，罗万昌还是用朴实的文字，把事情来龙去脉一一 写上，形成了一个“报告”。

1973年初，罗万昌满怀喜悦之情，将调査材料送到在福建省军区的贺敏学处。贺敏学阅毕，十分高兴，忙将调査材料寄中共中央转周恩来总理。 但此时周恩来身体欠佳，因此此事暂时搁了下来。8月，贺怡的儿媳妇、贺麓成之妻周剑霞来闽走亲戚，藉望她的舅舅贺敏学。周剑霞千里迢迢来到福州，住在福州军区。贺敏学见了她，交谈之中说到了贺子珍的长女找到了一事，贺敏学要她去龙岩亲自与杨月花见见面，最后核实杨月花的身世。周剑霞来到龙岩，先找到罗万昌了解实情，罗万昌说：“现在最关铀的一着是查验胎记。据贺子珍提供，女孩右腿腋有一个较大的黑痣，膝盖前有两个较小的黑痣。此胎记一定要想办法验证。”这时，贺敏学的女婿黄永平在龙岩小洋的部队中，周剑霞邀他与罗万昌夫妇及罗的女儿罗海明一起去杨月花家。

但是，如何看到杨月花膝盖前的黑痣呢？大家却犯起了愁。大家边走边想办法，可是，到了杨家，办法还没想出来。众人只好先坐了下来，见机行事。

客人来了，杨月花很热情，泡了茶，然后与大家交谈。突然，罗万昌的女儿罗海明心生一计，她一边用手抓起自己的腿，一边大喊一声“有跳蚤”，于是，她自己先挽起裤筒，用手摸弄。大家一愣，随即都不约而同地挽起裤筒。杨月花不知是计，也高高地挽起裤筒，不知不觉，暴露了右膝的黑痣。当杨月花右膝上的两个较小的痣出现在众人面前时，他们如释重负， 心里一喜：毛泽东的长女找到了！

接着，罗万昌夫妇把杨月花的身世告诉了她本人，又把周剑霞与她的关系也说了。杨月花对周剑霞来看她也很高兴，极力邀请她到家中吃饭。 周剑霞来到她家后，与她的家人亲热地交谈，还塞给她的小儿子郑栋基10 元，说是见面礼，并一起上龙岩虎岭山，在闽西党和闽西苏区的创建人之一郭滴人墓前与杨月花、罗万昌等合影留念。

杨月花对这晚来的亲情特别珍惜，周剑霞走时，杨月花送她到车站， 并让她下次带着家人来玩。

回到福州后，周剑霞高兴地对贺敏学夫妇说：“杨月花的脸盘真像毛主席，她的动作举止，酷像我的姨妈。”

1973年8月，已调在龙岩县总工会筹备组工作的杨月花，接到县革命委员会宣传组通知，调她到县电影工作站工作。

事前，县革委会组织组的军代表对电影工作站支部书记交代：“杨月花身体不好，要给予适当照顾。”23日，县革委会宣传组组长杜方英到县电影工作站，宣布杨月花任该站副站长兼支部副书记，并说近期要让她去上海检查身体，治疗疾病。说是“治病”，其实是贺敏学安排的“上海母女会见”。

几天后，杜方英带杨月花到福州，先在东街口防保站作了体检后，便送她去上海。在上海，她们没遇到原先说好的周剑霞，结果，进不了贺子珍的住所。就在杨月花在上海进退维谷之际，罗万昌的女儿罗海明赶到上海，对杨月花说：“贺老交代，若在上海找不到妈妈的话，就到福州去找他。”

杨月花听了，只在上海过了一个国庆节，第二日就离开上海，第三日便到福州，她的上海认母之行就这么匆匆结束了。至于周剑霞为什么没来，贺子珍为什么没让她相见，个中缘由不得而知。

正是万家灯火之时，罗万昌带着杨月花，叩开了贺敏学家的大门。贺敏学的夫人李立英出来开门。在见到舅母之时，杨月花突然激动地哭起来。李立英慌了，赶忙安慰：“月花，你是革命后代，不要伤心。别哭，来了就好。说着，她端出甜芋泥，抓几个梨子对她和罗万昌说：“肚子饿了吧，你们先吃一些东西垫肚子，我去给你舅舅挂电话。”

不一会儿，李立英传话：“贺老说杨月花不要走，晚上就住在这里，他马上就来。”

贺敏学一见到杨月花，老泪纵横：”月花，找你多辛苦哦，为了找你，我从大西北调到福建，我想总有一天会找到的。”

他停顿了一下又说：“你妈妈身体不好，中央对她很关心，让她治好病。眼下怕她受刺激，病情加重，则不好办。你放心吧，以后会安排你们相见的。”

杨月花连连点头，在此之前，她就听人说过贺子珍的病很严重。

贺敏学对这个外甥女很亲热，这次虽是初次见而，但贺敏学与杨月花长谈到凌晨2点。

第二天，杨月花要回去，贺敏学极力留她多住几天，但是，杨月花有工作和孩子，不能久住。在杨月花走时，贺敏学交代李立英送100元给杨月花。杨月花说什么都不收，固执的脾气与贺子珍很像。到最后，为了让她收 下，李立英劝道：“月花，你不收下，舅舅会有意见的。杨月花只好收下。贺敏学认下了杨月花为外甥女后，双方交往频繁。有人去福州出差， 杨月花总要捎点山区特产笋干、香菇、盐酥花生或藤椅、竹床之类，并代向舅舅、舅妈问安。因为70年代正处在“文革”末期，虽然杨月花已被证明是毛泽东之 女，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杨月花不但没与贺子珍相认，甚至与贺子珍连面都没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