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文才、王佐被错杀，教训是沉痛、惨重的。当时，杀袁、 王的“理由”主要是：①认定袁、王是“土匪首领”；②认为袁、 王有两大罪状：“一是反对分田反对苏维埃；二是勾结茶陵 靖卫团，扰害永新赤色政府。”这些罪名，实际上都是站不 住脚的，是强加在袁、王头上的。毋庸讳言，袁文才、王佐 及其部队是有缺点和错误的。袁、王所部虽已编为正规红军， 但许多人过惯了自由散漫的生活，纪律观念较差；袁、王两 人性情高傲，只信仰个人，不信仰组织；袁文才本已随军下 山，但中途又私自离队，虽接受了组织处分，对队伍仍有影 响，特别是对策反罗克绍这样的大事，既不请示，又不商量， 擅自行动，是违犯组织原则的。然而，这些问题均是属于党 内矛盾，可以用处理党内矛盾的办法去处理，不能把已是共 产党员和红军将领的袁、王继续当作“土匪”杀害。

袁、王被错杀，是我党我军早期历史上的一起冤案。井冈山时期的老同志、前中共江西省委书记陈正人回忆说：“1930 年 10 月，在红军最后一次打吉安时，我见到了毛泽东同志， 把袁、王被杀的事情告诉了他。他说这两个人杀错了，这是 不讲政策。解放后，大概是在 1950 年，那时我任江西省委书 记，向毛泽东同志汇报江西工作情况的时候，有时也还提到袁、 王的事情，毛泽东同志的看法和以前一样，没有改变，还是 认为杀袁、王是杀错了。”1965 年 5 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 还特意会见了袁文才、王佐的遗孀，握着袁妻谢梅香老人的 手说：“袁文才、王佐不在了，他们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 了贡献。”袁、王二人在 20 世纪 50 年代就已被平反，被追 认为烈士。这是后话。

从袁、王之死的悲剧中，可以引出一些教训。

(1) 必须肃清党内“左”倾错误的影响。“左”倾错误是袁、 王悲剧的根源。在我们党内，自“八七”会议以来，由于在 反对右倾错误时，忽视了对已经滋长的“左”倾错误的批判， 这就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这种“左”倾错误在“八七” 会议后继续滋长，在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过程中，毛泽东亦 被指责为“退却逃跑”，并被撤销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秋收起义前委书记职务。后来召开的党的六大，仍然存在“左” 的错误倾向，才有了六大通过的《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 案》。正是这个决议案的“左”倾政策条文，给边界特委提供 了“尚方宝剑”，加上边界特委对袁、王的不正确结论，从 而导致中央派出巡视员彭清泉来处理袁、王。这是历史的教训。 邓小平曾经说过：“‘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 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袁、王之死正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的“可怕”的一幕。袁、王在井冈山干得好好的， 一下子就被“左”倾错误的执行者“搞掉了”。

(2) 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应该承认， 袁文才、王佐及其部队是有缺点和错误的，但终究属于党内 矛盾，而不是敌我矛盾。毛泽东在袁、王的问题上始终坚持 了正确原则，透过现象看本质，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灵活地 执行了中央的政策。当时是紧张复杂的战争环境，处理这个 事件的中央和边界特委领导人，在政治上并不是都能像毛泽 东那样成熟，他们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带着偏见错 杀自己的同志，主观上还自以为是坚决执行了党的政策，捍 卫了革命的利益。这不能不说是造成这一悲剧的重要原因。 因此，无产阶级政党不但要有正确的政策，还要造就大批政 策性强、素质高的领导干部队伍，才能把握住革命事业的方向， 将革命引向胜利。否则，就会造成历史的错误。

(3) 必须坚持调查研究，防止“轻听轻信”。当时中央巡视员、 红五军委和领导人受六大决议案的影响，不察当时边界党和 红军内的复杂情况，缺乏审慎的调查研究，轻信了特委某些 人的不实之词，出兵弹压，也是酿成袁、王悲剧的一大教训。

(4) 必须提高部队的政治素质。袁、王被错杀，与其自身 的一些缺点、错误也有关。袁、王组织纪律观念淡薄、崇尚 个人、拥兵自重、开小差等，给推行“左”倾错误的人以口实， 是为一大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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