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开慧回到长沙后，住在望麓园。

这时，长沙街头弥漫着一片浓烈的革命气氛，和杨开慧离开时大不相 同。毛泽东在湖南播下的革命火种，正在广大工人、农民中熊熊燃烧，特别 是农村的革命形势发展得更快。农民组织起来造反，把几千年来封建地主 阶级的特权打得落花流水，全省城乡到处是工农运动髙涨的新气象。

杨开慧回到长沙后，首先前去看望了柳直荀李淑一夫妇。

这时，李淑一已于1926年11月9日生下了儿子晓昂，才过几天。但是 柳直荀没在家。

杨开慧看到好友也做了母亲，十分高兴。看着李淑一怀中的小宝宝， 说：“有了孩子，就有了挂牵，但是要累多了啊！”

李淑一说：“是呀，孩子出生那天，直荀正参加会议，回家后高兴地说： ‘好了，你有安慰了！’” -

“他们男人才不顾家呢！丢下我们不管，只会说些安慰话。”杨开慧笑 着说。

“直荀也是一心只为革命，不顾家。为了搞农协，他辞去了协均中学的 校长一职，工资一个月就少了 50块。上次，唐生智要他当长沙市米捐局局 长。不知怎的，髙桥家里人却先知道了，并且还来了一班人，噼里啪啦地放 起鞭炮，说是来报喜的，闹着要喜钱。     直荀十分恼怒，当场把他们斥骂了一 顿，并一 口回绝说：‘我没有当局长，也不打算当这个局长！’”

“润之也是这样，他们男人心中装的就是革命。”

两个好友相见有着说不完的话。但是柳直荀因为在农协很忙，杨开慧 坐到天黑都没见着他。

杨开慧回家后，王淑兰、毛泽建来到了望麓园。

这时，王淑兰已是韶山特别妇女联合会执行委员。杨开慧走后，韶山 的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王淑兰以妇女界先锋出现，投人了轰轰烈烈的农民 运动。她带领韶山冲的妇女，向封建势力和一切陈规恶习猛烈开火。不久 前，她率领韶山冲的一群堂客冲进毛鉴公祠，和男子平起平坐，一起吃祭 祠酒，打破了妇女不能进祠堂吃“酒席”的封建族规，杀猪办饭坐上席，博 得妇女界的一致拥护。并且，在毛福轩的介绍下，她和毛月秋都加人了中 国共产党。毛泽建此时正在衡阳集岳滩的观音堂举办农民讲习所。两人听 说杨开慧回了长沙，立即前往看望。

王淑兰高兴地告诉杨开慧：“三嫂，庞叔侃、贺尔康从广州农民运动讲 习所回来后，按照润之说的，大力发展农民运动，各乡都成立了农民协会， 韶山一带的共产党员已发展到110多人。在韶山党支部的基础上，建立了 湘潭特别区委，直接受湖南区党委的领导，由庞叔侃做书记。北伐前夕，农 民运动的第一次战斗，就是收缴团防局的枪支，开展对团防局长汤峻岩的斗争。”

说到这里，王淑兰问道：“三嫂，还记得在韶山时我们同团防局的斗争 吧？”

杨开慧答道：“记得！”

王淑兰说：“上七都团防局那个成胥生生病死啦！由银田寺团防局长 汤峻岩兼任上七都团防局局长。这家伙杀人不眨眼，上任就杀人，杀了 50 多人。最先被杀的是两个讨饭的，汤峻岩说：杀两个叫化子开张！大家都叫 他‘汤屠户’，对他恨透了。为了建立和壮大农民武装，保卫农民运动的成 果，毛福轩和庞叔侃决定，夺取上七都和银田寺两个团防局的枪支。他们 先以区农协的名义，勒令银田寺团防局交枪，汤峻岩准备把枪埋藏起来逃 跑。毛福轩知道这一情况后，带领几百名梭镖队员，包围了团防局，汤峻岩 得到了应有的惩处。”

杨开慧听了，说：“这真是大快人心！”

王淑兰说起了一件事：“除了成胥生、汤峻岩之外，你还记得我们西二 区雪耻会那次举行追悼会的事吧？”

“记得，追悼东一区八叠乡的汪先宗呀！”

“是的，汪先宗那时没死！”

杨开慧一惊：“他没死！现在还活着？”

“他现在死了，我们那次追悼会倒是帮了他的倒忙！ ”王淑兰说。

“啊！这是怎么回事？ ”杨开慧更加惊讶了。

随后，王淑兰顿了顿，向杨开慧讲述了汪先宗事件的后续故事。

原来，杨开慧组织党支部发动群众举行追悼会时，事实上，汪先宗当 时并没有被杀，仍旧关在团防局的大牢里。然而，八叠乡和湘潭西二区的 追悼行动使汪孝逵惊惶不安，深恐因此酿成事变，于是急忙拿出500块银 元，贿赠团防局，又以1000银元贿赂叶开鑫部驻株洲炮兵营营长兼清乡 队长蒋经。蒋经受贿后于1926年2月4日清晨，秘密地将汪先宗杀害于湘 潭三门。

杨开慧想不到事情这么复杂，连声说：“敌人真狡猾！我们以后干工作必须要三思而行。”

‘‘不过，我们最后还是出了气。”王淑兰说。接着她又告诉杨开慧故事 最后的结果。

汪先宗被害事件真相大白，激起了全区、全县和省会各界的极大义 愤。2月21日，以中共湘潭县委书记杨昭植为首，组成了追悼汪先宗烈士 筹备委员会，并在八叠乡召开了万人追悼大会，控诉军阀、豪绅的罪行。同 时，还成立了汪案鸣冤委员会，分赴湘潭，长沙等地请愿，要求当局惩办凶 手，抚恤死者家属。湘潭、长沙等地工人、农民、学生也纷纷举行大规模的 集会，追悼汪先宗烈士，抗议赵恒惕政府的罪行。7月，北伐军胜利进入湖 南后，八叠乡农民协会再一次提出严惩凶手汪孝逵为汪先宗烈士报仇伸 冤的要求。汪孝逵畏罪潜逃，农民协会将其父扣押，迫使他低头认罪，并拿 出一部分田产供养烈士家属。

10月，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将汪先宗遗体装进棺木，运往长沙岳麓 山，与黄静源烈士的灵柩一起，停放在黄爱、庞人铨烈士的墓侧，并举行4 万余人的追悼大会。

杨开慧听了这些心里还是有些懊悔：“如果当时我们不和其他乡一起 举行追悼会，说不定汪先宗不会被杀死啊|幸好农会报了仇，现在农会的 权力真大！”

王淑兰说：“现在不只农会权力大，妇女会也蛮有权威，两公婆打架的 事，我们妇女会也管，不准欺压妇女，男女平等丨”

毛泽建也告诉杨开慧：“现在农民斗志高涨，农会开展了许多斗争，给 土豪劣绅戴高帽子游乡，罚款、减租、减押、平粜，搞得土豪劣绅胆颤心惊， 再也不敢胡作非为。农会还办了许多好事，禁赌、禁烟、修路、筑塘坝。农民 编了一首歌，唱起来真好听。”

杨开慧饶有兴趣地问道：“那你们唱唱，我来听听。”

毛泽建、王淑兰同声唱道：

民国十五年真有板呀，

穷人翻身打洋伞，

咿呀呀子哟！

打洋伞呀！

打起洋伞来开会呀，

大家加入农协会，

咿呀呀子哟！

大家加入农协会呀！

农民协会气势雄呀！

首先打倒叶开鑫，

咿呀呀子哟，

打倒叶开鑫呀！

没得洋枪和大炮呀，

就用梭镖来开刀呀，

咿呀呀子哟，

就用梭镖来开刀呀！.

唱着唱着，杨开慧也跟着和起来。小时候杨开慧就爱唱歌，在学校读 书时，她还是歌咏队的队员，经常上台表演。今天听了这首农民自己编的 新歌，她高兴地说：

“这样的歌是农民从自己心眼里唱出来的，唱出了农民的革命豪情， 也是农民英雄气概的体现。我要把这首歌告诉润之，让他也高兴高兴。”

说完，毛泽建又说道：“农民协会成了代表广大农民利益的政权机关。 从前被人看不起的农会，现在变成了顶荣耀的东西。”

“是啊！千百年受压迫的作田人终于可以直起腰杆子了！ ”杨开慧无限 感慨地说。

在这一场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村大革命正以疾风暴雨之势在中国的大 地上发生、发展之时，杨开慧认识到这是一场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的翻 天覆地的大革命，她为农村封建势力被打得落花流水、广大农民扬眉吐气而欢欣鼓舞。此时，她是党内对农民运动持赞同态度的人之一。

然而，在有人对农民运动拍案叫好的同时，也有人对轰轰烈烈的农民 运动进行非难，恨之入骨。杨开慧在与昔日同学接触中马上感觉到了这一 气氛。

有一次，杨开慧和几个同学聚在一起。其中，有杨开慧在隐储小学和 衡粹女校时的好友黄蕊、黄颐和郑家奕。这些年同学们的变化很大，女同 学几乎都出嫁了。但是，各自的对象和命运却不一样，有的嫁在革命家庭， 投身了大革命的洪流；有的嫁给了北伐军官；有的嫁给地主的少东家和资 产阶级的阔少爷，做起了少奶奶。

此时黄蕊已嫁了一位北伐军官做太太，穿上了时装和高跟鞋。她埋怨 说：“我丈夫在外面打仗，农民却抄了我的家，害得我只好跑到长沙来躲 难。”

杨开慧站起来问：“你婆家靠收租吃饭，还是靠劳动生活？是土豪劣绅 吧？”

对方支吾了半天，才说：“有钱人都逃到城里，赋税收不上来，北伐军 缺少军饷，农民运动太过火了。”

杨开慧冷冷地一笑，严肃地说：“你不要把‘影响北伐’的罪名栽到农 民头上！ 土豪劣绅勾结军阀和贪官污吏，吞了租税，扣了军饷，正因为他们 残酷压榨农民，才有今天这样的下场。你和你丈夫真要革命，就站在农民 一边，要反对革命，就站到公婆一边。站到农民一边来，我们欢迎；站在你 公婆一边去，就请你走你自己的路吧！”

一听这话，黄蕊好大不髙兴，气忿忿地走了。

此时，板仓也建立了党的地下组织。板仓的火种是1924年李维汉回到 家乡时播下的。他在板仓时，以隐储学校为基地发展小学教员彭岂池、余 隽五、黄则民3人人党，并秘密成立了共产党小组，由彭岂池任组长。后 来，他们又发展了张庚腴、金洪声、陈学富、黄九如、余暄阳、郑兆丙等人入 党，随后在隐储校内成立党的支部。1926年夏，余隽五、彭岂池等，发动当 地农民王子余、李光明、王维轩、张福云、黄振德、汪庆生、王振彪等人，成立清泰乡八区农民协会，由余隽五、彭岂池任委员长，王子余、李光明任副 委员长，王维轩等人为农协委员，进行减租减息。与此同时，清泰乡的妇女 运动、学生运动亦蓬勃发展。郑家奕担任了清泰乡女界联合会的主任。

1926年北伐胜利进军中，长沙县农会成立，黄则民到长沙县农会任 职，郑家奕也随丈夫来到长沙城工作，随后，又和丈夫一起被派往湘潭炭 塘子煤矿，郑家奕在那里人了党。前不久，她和黄则民一起调到长沙郊区 农民协会工作。

黄蕊走了之后，屋子里沉寂了一会儿。接着，郑家奕打破沉默，对杨开 慧说：“长沙城里，这类议论很多，闹得满城风雨，总是离不了一个‘糟’字。 有的骂农民运动是‘惰农运动，，说在农村搞减租减息阻碍生产发展；有的 骂农会掌权的人是‘痞子’，还有说农民‘无知’、‘盲动’的。”

杨开慧问其他同学：“你们怎么看？”

众人马上议论纷纷，一些人觉得这些议论不对，但又讲不清道理。一 些人却说：“农民可以参加革命活动，多为北伐军做些事，不应该在这时候 提出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要求，以免破坏了社会秩序，扰乱了北伐后方。”

这时，已是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妇女部长的黄颐说：“省党部的刘岳峙 正在长沙城内酝酿铒织什么‘左社’，公开宣传要消灭国民党内急势力，反 对农村阶级斗争，扬言由他们来管辖各级农民协会……”

杨开慧一听，问道：“这个刘岳恃不是省党部的农民部长吗？”

“正是此人。他还扬言农协不交给他，他就改组省党部……这伙家伙气 势很嚣张！”

“这是一个广泛、深刻的社会变革，必然引起土豪劣绅和他们的代言 人的反抗。”杨幵慧说。

就像在同学聚会中那样，在长沙城内，对于农民运动的各种奇谈怪论 纷至沓来，各色各样的人物都在这大革命的洪流中翻波逐浪。

杨开慧很想奋起反击，把这一股邪气打下去，可是，她却一时拿不出 更好的办法。这次同学聚会后，她立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杨开慧 专门谈了湖南农民运动的各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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